【知与行】

　　作者：张磊（高瓴资本创始人，现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董会副董事长、西湖大学创始捐赠人和创校校董、耶鲁大学校董）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教育始终是最为重要的推动因素。大学作为引领社会的灯塔，正在塑造世界的未来。笔者对于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情有独钟，既是源自感恩之心，又是源于对教育价值的思考。

　　在今天的中国，许多人都是凭借教育改变了自身命运的发展。同时，这个时代也让人们更加相信，只有更多胸怀理想、学贯中西的年轻人脱颖而出，才能够推动各项领域的重大创新。因此，2010年，我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和耶鲁大学做了捐赠，并于次年在人民大学捐建了高礼研究院；2017年，再次向人民大学捐赠3亿元人民币；同年，作为创始捐赠人，捐赠支持中国第一所聚焦基础性前沿科学的创新型研究大学——西湖大学，成为西湖大学创校校董，并担任西湖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帮助西湖大学扩大对外交往、整合社会资源和募集社会资金以支持学校更好地发展。这些捐赠不仅仅是对学校长期发展的支持，也希望能够成为教育与社会相互促进的开端。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教育基金事业正在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鼓励和引导更多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进来，为学校的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凝心助力。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教育基金会更具包容性和探索性，捐赠人不仅可以捐赠资金，还可以引入更灵活的人才培养机制、教学科研方式和产学研合作模式，把西方大学多年来的实践成果迅速吸收转化，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助推器。这使得中国的高校基金会不仅仅为学校募集有力的财务支持，也在逐渐成为信息汇聚、校友交流、社会资源共享的创新型事业发展平台。

　　其实，大学捐赠并不是西方的原创，我国早在宋代就有“学田”制度，以官府和民众乡绅赐予和捐赠的田地收益作为办学经费，可视为现代教育捐赠制度的雏形。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教育捐赠的核心均在于其广泛性和永续性。因此，探索更加专业化的教育基金募集机制，成为提高我国高校多元化筹资能力的关键路径。

　　在我看来，未来有两个方向值得探索：

　　其一是引入更多“另类指标”，如校友捐赠率、最早捐赠时点、学生捐赠率，提高教育捐赠的广泛性。衡量大学捐赠不仅要看单笔捐赠金额或捐赠规模，还应该看捐赠参与人数量或校友参与比例。设计更加便利的筹资方式，与学校教学科研活动结合起来，满足不同企业、不同校友及社会人士的捐赠需求，把受捐赠的高校和捐赠人的基数做大。

　　其二是建立更加灵活的捐赠人服务模式，提高教育捐赠的持续性。可以设计更加完善的筹资体系，把校友识别、需求分析、沟通联络、感谢反馈、动态跟踪等一系列环节结合起来。关注在校学生、普通校友及其他潜在捐赠人的个人发展和全生命周期价值，建立与捐赠人的长期伙伴关系和动态维护机制，追求相同的价值观，从而形成有着更加丰富内涵和中国哲学底蕴的捐赠文化。

　　作为一名投资人，我经常说“教育是永不退出的投资，是最具幸福感的投资”，就是因为，教育捐赠能够引导学校回归教育的本质，不仅仅培养学生的知识和技能，还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和不断创新的精神。正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只要这个精神在，就能够带动基础科学、商业实践和人文关怀等各领域的创新发展，催生出更加伟大的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从而形成教育、人才和社会发展的正向循环。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1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