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

　　在我看来，《他乡》可能是作家付秀莹迄今为止最有文学价值的小说。她以前的小说固然重要，通过“芳村”，她书写了如此不一样的乡土中国，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青年女作家对乡村变革的描摹和塑造，看到了乡村中国变和不变的寻常生活。那里隐含了她对乡村生活的态度和情感立场。在浩如烟海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付秀莹的讲述仅是其中一种而已，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关于这一题材的各种表达，但《他乡》不同。它的不同就在于《他乡》的唯一性：这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是在个人经历基础上经过虚构、想象和提炼创作出的一部小说。它的内容、情感和讲述方式是不可复制的，其他作家即便有相同的经历，却不可能有相似体会。更重要的是，小说隐含了作家个人的生活原型。一个敢于将自己的生活、情感和创伤记忆和盘托出的作家，作品一定是无可替代的。

　　小说中的主人公翟小梨从芳村到S市到京城，这是她人生的寻梦之旅；婚恋中，她经历了章幼通、管淑人、郑大官人等男性，这是她的情感之旅；她从管淑人、郑大官人那里回归章幼通，是“娜拉出走后怎样”的再解读。这就是《他乡》青春移动的风景。一个曾经的乡村女孩，书写的虽然是一己悲欢，却在移动的青春风景中，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与惊涛裂岸。

《他乡》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年8月出版

　　小说的时代性贯穿在翟小梨整个青春岁月中。初见翟小梨，与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女没有多大区别，她是一个女性的高加林或涂自强。为了上大学，父亲第一次开口借钱。她跟在父亲后边，扛着行李走进了大学校园。大学期间她迷上了章幼通。这个确有才华的青年让翟小梨的青春蓬勃起来。但是，章幼通的迷人原本就是在云端上的，还原到现实生活，他迷人的才华捉襟见肘、百无一用。他虽然体贴、善良、包容，但拒绝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即便翟小梨用下跪的方式祈求他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他仍然无动于衷。管淑人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典型之一。他风度翩翩、长袖善舞，精明且世故，善解人意又理性实际。他和翟小梨的情感诉求难以交汇，这段情感悲剧的结果一览无余。郑大官人既表达了对翟小梨的一往情深，同时也委婉地保护了自己，以及他和翟小梨的关系。他不肯将自己彻底抛出，时间一久，所谓精神之恋的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

　　应该说，与翟小梨的求学、生育、求职等生存层面的内容比较起来，情感经历应该是小说的核心内容。“他乡”不只是指“梦里不知身是客”，不只是指人在他乡的旅途劳顿、身心俱疲，更是指“他者”的情感交融。付秀莹自述说：“我亲眼看着，我亲爱的人物们，在生活的泥淖里无法自拔，在情感的悬崖上辗转难安，在命运的歧途上彷徨不定，在精神的烈焰里重获新生。我一面写，一面流泪，心里对他们充满疼惜、谅解、悲悯，以及热爱。”如此的感同身受，如果没有“个人”的情感加入如何可能。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付秀莹的塑造也极有心得：章幼通的父亲是一个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他对儿子的不屑、轻慢溢于言表，甚至有点幸灾乐祸；姐姐章幼宜因婚姻不幸而成为一个“憎恨学派”，她恨一切，内心冷酷；母亲只顾丈夫而无暇顾及儿女，在生活中虽然不具有普遍性，却具有文学性。城市的现代病在这样的家庭关系中应有尽有。对城市人与人关系的批判，是《他乡》无所顾忌、酣畅淋漓的主题曲。这些人物对翟小梨性格和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到了推动作用。付秀莹在谈创作时曾用“悲喜莫名”表达她写作初始的心情。为什么是“悲喜莫名”？只因为“翟小梨的个体生命经验，与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彼此呼应，相互映照。翟小梨不过是千万个中国人中最平凡的那一个，她的个人经验，不过是庞杂丰富的中国经验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然而，她的身上，却闪烁着时代风雷投下的重重光影，隐藏着一代人共通的精神密码。经由这密码，或许可以触摸到山河巨变中的历史表情，可以识破一个时代的苍茫心事。我得承认，翟小梨的眼睛里，满含着的是我自己的热泪啊。我在这涕泪滂沱里获得涤荡和洗礼，获得心灵的安顿和精神的清洁。”于是，翟小梨的“悲喜莫名”如洪水泄闸喷薄而出。在或是温婉或是戳心的讲述中，亦有彩练气贯长虹。

　　翟小梨终于又回到章幼通的身边。这个循环往复，不是像《伤逝》中那样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更不是翟小梨穷途末路的别无选择。她经历了，归来仍是她的主体选择，仍是她主体性的体现，而与各种性别主义无关。翟小梨的选择，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她是当代中国的。现代的理性之光照亮了她的乡村经验和来路，现代文明照亮了她生存和情感经历的懵懂、混沌和迷茫。翟小梨在青春晚期回望了她的青春时节，路途竟是如此的斑驳陆离、崎岖不平。她踉踉跄跄的身躯几近抽空，但她终于走了过来，尽管一切宛如梦境。

　　《他乡》与时尚的青春文学无关。都市街头流行的所有时尚符号与《他乡》无涉。《他乡》过滤了青春的世风，深入到青春世界的底部，它要打捞的是这个时代普通青年在精神世界经历的急风暴雨。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13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