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虹（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莎士比亚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读罢《红楼梦》，同样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感受。对于这种不同，最为经典的阐述是鲁迅先生说的：“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红楼梦》流传到今天，读者的眼光随社会变迁亦有更加复杂的变化。在对《红楼梦》百余遍的文字查检之余，陈大康先生对小说的语言风格作出了自己的数理定位之后，以一个数学家的眼光，抽丝剥茧，为荣国府算了一笔经济账。

《荣国府的经济账》 陈大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之所以要算这笔经济账，源于陈大康先生在阅读小说时产生的一些疑问，比如：林黛玉是读者最偏爱的人物之一，贾雨村是最令人厌恶的人物之一，可是林如海为什么会赏识贾雨村，曹雪芹为什么又偏偏安排他去做了林黛玉的老师？再比如，贾兰是荣国府的长房长孙，深受贾母与贾政的怜爱，可是他的亲祖母王夫人为什么却好像从无表示，不仅如此，还趁着抄检大观园的机会，把他的奶妈赶了出去？王夫人跟李纨是婆媳关系，为什么小说中却从没有两人的对话？

　　类似的疑问，或许也曾经在我们的阅读中出现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人物的认知与判断都来自于文字中的明确描写，或者说作者有意让我们注意到细节。故事在一年四季、花开花谢中轮回，生活在繁华着锦、烈火烹油中浮浮沉沉，其间穿插着各色宴会，裙钗环佩，形形色色的人物，琳琅满目的物品，初读红楼，很容易被其中哀感顽艳的缠绵所吸引，在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中产生心理上的共情，从而沉浸其中，忽略掉小说作者不动声色地暗藏在文字背后的世界。

　　陈大康先生显然不是这样。他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可以说是始于对作品的捺字点数。”而最初的起因则是1980年陈炳藻先生在威斯康星大学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宣读的《从词汇上的统计论〈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一文。那篇文章抽取了小说的部分文本，通过四组比对，得出小说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作者是一个人的结论。而同样出身于数学系的陈大康先生认为，能否借助计算机统计来判断文学作品，其关键并不在于计算机，而在于研究者的设想及其操作的手段，陈炳藻先生的设计在母体与样本的设定以及统计数据和检验指标上，都令人难以信服。因此，当1982年人文社出版了新校本《红楼梦》之后，大康先生以全书72万字为统计对象，对其中包括虚字、句长以及专用词汇的使用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样本的统计与清点。

　　把文学作品分解并重新排列组合生成数据库的做法，或许是出于一个数学家的敏感，也可以说从一开始，陈大康的目光便超越了小说文字的表面，而更关注小说的字里行间。对陈先生而言，文本经过不断的点数统计之后，整部小说大概并不是单纯以一个故事或传奇的形态存在，而是建立了一个包含各种散落于文本间关于人物、环境和情节等信息数据的数学模型。

　　甲戌本第一回中有眉批说：“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致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红楼梦》之所以成为经典，这些有隐有见、明暗相间的写作手法无疑是它比其他小说更值得一读再读的原因之一。如果说笛福创作《鲁滨逊漂流记》是把经济时钟拨回去，向读者展示一个原始环境下的人物，那么这本《荣国府的经济账》则是把荣国府的经济时钟拆开，让读者看到了曹雪芹是如何运用文字让每一个齿轮紧密咬合，以此保证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日常生活的运行。

　　对一个封建社会的贵族家族来说，要保证生活的正常运转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满足贾府众人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外，还要通过各种机构与制度的设计，来维持一定的奢华和体面。几百个人物在小说中有条不紊地不停穿梭，如果不是作者对于这种经济管理的机构和制度非常熟悉，在鸿篇巨制的铺陈敷衍中，很容易就会因跳线产生抵牾和停顿。同样，要从层层叠叠的经济现象中，寻找还原出隐藏在小说中的经济系统，需要极强的逻辑与推理。陈大康拎出“月钱”这条线索，大概与曹雪芹在千里之外拎出刘姥姥来的写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荣国府中上自贾母、贾政、王夫人，下至大大小小的丫鬟仆人，“各色人等都无法脱离经济而生活，即使清高洒脱者，也免不了为银钱所困扰”，若是算起账来的话，更是千头万绪。小说从第三回便出现了“月钱”的影子，之后零零散散的细节中，涉及月钱的发放、领取、份例，到其间的周转、挪用、生利，再到最后的用处、去向、意义，尽管《红楼梦》是一部以描摹世情为主的小说，并不以撰写封建大家族的经济生活为目的，但经过陈大康的梳理，读者会发现，原来一笔一笔，曹雪芹交代得清清楚楚。

　　或许，从小说的主要线索来说，梳理这些边边角角的材料，与小说本身会有一定的距离。然而，恰恰是这种有意的梳理，让陈先生的审视带有了一点冷峻的味道。小说中大多数人物在经济利益关系网络中都有特定位置，“它是各人物的思想、言语、行动以及人物间相处准则的重要决定因素”，不同的经济地位影响了人物在小说中的言谈举止，并进而引导了小说走向最终的结局。

　　因此，当我们随着陈先生的眼光重新打量一个人物形象时，原本风和日丽的祥和景象，陡然间显露出一丝不愉快。由此，备受宠爱的林黛玉为何会吟出“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才会让读者有了更加现实的理解基础。当陈先生经过抽取、归纳、演绎，将散落在文本中构建经济体系的基本数据重新组合成一部可以运转的机器时，我们才深切体会到偌大一座侯府，为什么会“忽喇喇似大厦倾”。

　　鲁迅先生说，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纳博科夫也曾经将“须着重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书”列为“优秀读者十大标准”的选项之一。假如《红楼梦》的背后，没有这样庞大而有机的经济体系支撑，即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充满了现代性，也不免会让人觉得有失深度。《红楼梦》之所以成为经典，人物形象与主题思想固然是打破了以往的传统和写法，但那些被作者不声不响绵绵密密织进小说肌理中去的社会经济现象，才构成小说纵向上的深度。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共情也许是我们首先抓住的把手，让我们借以进入小说营造的虚构世界。而《荣国府的经济账》展现出来的，则是我们在抓住把手之后，打开门看到的那个现实世界。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14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