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8万余页的陈年档案卷宗，浙江大学学者埋首11个春秋，成果汇编成《龙泉司法档案选编》5辑96册，由中华书局历时8年陆续出版。通过这些珍贵的史料，浙江西南部龙泉山区从晚清至民国近一个世纪丰富多彩而又鲜活真实的社会生活，得以展现在今天的读者面前。本项目使“龙泉司法档案”成为继青瓷、宝剑之后，龙泉的又一张文化名片。

　　作者：赵世瑜（北京大学教授）

　　自从四川巴县档案整理和公布以来，清代以降州县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包括台湾淡新档案、四川南部县档案、冕宁县档案等，由此也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使我们对清代以来的基层社会治理和司法审判制度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由包伟民教授带领的浙江大学团队与浙江龙泉市档案馆合作整理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也是这些重要成果之一。

　　就中国历史的区域研究而言，较早期的成果集中于三角洲地区，比如江南研究和珠江三角洲研究，也有一些涉及平原地区，近年来人们逐渐把目光移到山区和湖区。这些关注一旦形成比较系统的认识，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看法必将得到深化。就山区研究来说，虽然傅衣凌先生很早就提出了关于明代山区发展的独到观点，但像对徽州这样的山区研究的重点似乎主要不在对山区的认识，包括土地关系、赋役制度、宗族和商业，大都不是从山区的立场所作的解释。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辑） 中华书局

　　龙泉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的山区，无论是衙门中的档案还是别的地方文献，都应该置于山区这样一个具体的空间坐落中去理解。事实上，资料显示，无论是闽浙赣交界地区，还是傅衣凌先生以及厦门大学团队研究过的赣南闽西山区、徽州地区，以及秦巴山区、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区、湘赣交界山区等等，都是明代中叶以来发生剧烈社会变动的地区。不仅如此，这些界邻山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分析的那样，山区的土地关系、宗族和商业，具有鲜明的特点，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具有特殊的意义。

　　现存龙泉档案中以司法诉讼类档案为主，故冠以司法档案之名，但读者切勿误认为这只是供法律史研究所用的资料。因为这些诉讼大多围绕山林产权、土地买卖展开，而这些又与宗族建构及其内部关系有直接关联。此外，诉讼的发生及其最终判决，又受本地区的山区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不能单纯地从国家制度的角度加以分析。因此，若想真正对这批档案材料所反映的历史过程有所理解，就必须对山区人群长期形成的传统、他们的生活世界，甚至个人在面对社会变革时作出的反应形成认识。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涉及的时段上自清咸丰元年（1851），下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正是中国经历剧烈变革的时代。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历经帝制覆灭、抗日战争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终结。重大的政治事件和重要的制度变革同样影响到这个地处深山的县区，这里的人们是如何经历这些社会—政治巨变，又是如何对这些变动能动地应对的，是历史学者最应关注，并从中获取经验的。

　　在这批档案中，不仅有大量案例反映了民国司法制度的变化，特别体现在程序、格式标准化、调查手段、执行要求等具体的操作层面，而且在具体的判决依据的法理、法例等方面，引入了新的理念，由此开启了西方法治观念与中国传统法治观念的互嵌过程，特别是两者在面对一个相对在封闭的山区社会发生的纠纷时如何调适，展现出一个痛苦却有趣的探索过程。反过来，清末民初以来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等领域的变化，也会引发一些新的，或者在传统社会中较少出现的司法诉讼，比如因新婚姻法、兵役法的出台而引发的诉讼等。在一个国家权力更全面和更大力度地介入基层社会和民众生活的时期，这些案例会让我们特别重视个人和社会的因应策略。实际上，关于婚姻和徭役方面的诉讼在明清时期就不在少数，在新的制度法规出现之后，在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这些诉讼所反映的社会面向究竟更多地呈现出延续性，还是断裂？

　　司法档案记录的诉讼直接表现的是多数普通人一生中很少遭遇的经历，但是在这些诉讼和经历的背后，却是无数人共同经历的日常生活；表面上看它们反映的是剧烈的矛盾冲突，但实际却是平时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和个人行为。我们以往常常被前者的紧张曲折所吸引，却忘记了它是后者日积月累的平淡生活的结果。这样的认识，体现在勒华拉迪里的《蒙塔尤》中，也体现在娜塔莉·戴维丝的《马丁·盖尔归来》中，但中国学者的类似研究还很少。如果我们深入到这些诉讼两造的生活世界中去，就会发现，与诉讼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生活面向要比案件所简单体现出来的复杂多样和丰富多彩得多。我在浙江大学的学者带领之下曾进入诉讼所涉的两个山村，无论是对老人的访谈还是对仪式的观察，都对档案文本反映出来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相对于传统的制度史研究，我更期待有从这些诉讼案件出发的、对个人生命史或民众的生活世界的研究，揭示出像我们这样的芸芸众生，是如何经历那一次次动荡和剧烈变革的。这当然不只是针对龙泉档案所涉内容而言，而且是针对所有利用地方档案、契约文书等等材料进行的研究来说的。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各辑的前面，分别有浙江大学学者们关于不同时期龙泉档案现存状况的介绍，这既是对这批档案的历史分期，也是对各不同时期龙泉档案及其历史情境的特点进行的初步研究的结果。虽然各辑介绍中多侧重于司法审判程序及诉讼过程中的各个要件，也有少量对龙泉当时的社会特点作出的简明勾勒，但对利用者来说，还是提供了有益的帮助，特别是对利用者未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提示。

　　对不同位置和不同时段的山区来说，意义当然是不同的。对于龙泉所在的东南山区来说，目前所见资料显示，山林资源的开发、产权的界定及其与宗族、宗教等社会组织的关系是比较突出的；但对西南山区来说，可能情况就不太一样，那里的资源控制与争夺在明清时期呈现出别样的面貌，也不像前者那样显现出与海上世界的密切联系，而更多地呈现出与东南亚的陆上联系，同时交织着更为复杂的族群关系。就时段而言，作为现代史上革命老区的山区、在共和国史上作为三线建设地区的山区，其分别以民族国家历史和冷战史的全球史为背景，山区及其居民不仅深受这些重大历史背景的影响，而且赋予了这些大历史有血有肉的内容。

　　对收藏单位和出版机构来说，《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问世，工作已告一段落，但对利用这批珍贵资料的研究者来说，万里长征才迈出了第一步。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14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