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俄罗斯和中国日前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由科威特、德国和比利时提出的关于延长“叙利亚跨境人道救援机制”决议案。

　　此次俄罗斯和中国否决的相关决议案，主要涉及是否延长联合国2014年推出的第2165号决议案。根据2165号决议案，联合国通过前线和边境口岸向叙利亚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和医疗用品，同时允许叙利亚周边国家约旦、土耳其和伊拉克三国共四个边境口岸向叙利亚境内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跨境人道救援机制每年延长一次，决议于2020年1月10日到期。

　　2165号决议案设立的初衷，是希望将联合国组织的各类救援物资用于援助饱受战火影响的叙利亚民众。在过去数年间，联合国及其组织的各类援助物资在跨境人道救援机制下，帮助了不少叙利亚难民，缓解了叙利亚境内的人道主义危机。可以说，跨境人道救援机制确实发挥过较大的作用，也曾是国际社会关注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援助叙利亚境内民众的重要平台。

　　但是跨境人道救援机制在近些年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阻碍了叙利亚政治和解的实现。首先，跨境人道救援机制在实施过程中附加了政治条件，未能公平地惠及所有需要帮助的叙利亚民众。尽管跨境人道救援机制由联合国监督执行，但是在现实操作中，一些各式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尤其是与西方国家关系密切的非政府团体参与到了人道主义救助当中。这些非政府组织大多同情和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政治军事团体，导致国际社会的救助物资被集中送到了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和同情反政府组织的团体手中，而绝大多数叙利亚政府控制下的普通民众则难以获得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如此根据政治立场来分发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使得跨境人道救援机制成为西方世界干涉叙利亚的重要途径。

　　其次，2165号决议所建立的救助机制被一些国家所利用，救援物资中夹杂了“私货”。一方面，一些敌视叙利亚政府的国家，如美国、欧洲国家和土耳其，通过跨境人道救援机制，将一些武器装备夹杂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里，一起送到了叙利亚反政府军事团体手中，使得跨境人道救援机制成为一些反政府团体的“武器运输通道”。另一方面，控制救助机制口岸的国家，如土耳其和约旦，由于敌视叙利亚政府，也以“人道主义救助”名义向叙利亚边境地区的反对派军事团体输送军火和物资。这些做法不仅加剧了叙利亚国内的紧张局势，甚至还进一步加剧了叙利亚民众的人道主义危机。

　　最后，跨境人道救援机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叙利亚国内的人道主义难题。根据相关机构统计，2018年叙利亚境内就有1280万人因战争逃离故乡。负责援助难民的主要机构——联合国难民署无法筹到足够的资金和物资来安置如此多的民众。战争带来的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确实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组织的大规模援助，但是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的最终解决，取决于未来政治重建的成败。叙利亚人道局势同政治、安全、反恐形势等息息相关，解决人道问题必须统筹兼顾，综合施策。只有安定和平的政治环境才能帮助叙利亚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发展，最终解决叙利亚国内的人道主义危机难题。

　　2011年以来叙利亚的动荡之所以长期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外部势力的干涉使得叙利亚成为西方强权和地区国家角力的平台。未来，叙利亚重建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难题。叙利亚多个政治反对派之间的复杂关系、叙利亚政府与叙利亚反对派的和谈进展、叙利亚反政府军事团体未来的地位、叙利亚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以及叙利亚经济重建资金的来源等难题，需要叙利亚和国际社会一起合力解决。国际社会也建立了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进程”“索契进程”和“日内瓦进程”等机制，鼓励和促进叙利亚重建的早日开启。

　　但是，无论用何种途径推动叙利亚重建进程，无论用何种方式来减轻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都应当以尊重和维护叙利亚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为前提条件。2018年以来，叙利亚国内战场局势逐渐平息，以“叙利亚宪法委员会”为核心的叙利亚政治重建进程也在缓慢起步。跨境人道救援机制是在特定形势下采取的特殊救援方式，应结合最新的形势来进行评估和调整。

　　在叙利亚开展任何人道救援行动，都应充分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同叙利亚政府加强协调，听取叙政府意见。因此，俄中两国认为，重新修订现有的跨境人道救助机制，尊重叙利亚政府在人道主义救助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既符合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彼得森提出的“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原则，也符合叙利亚人民对早日结束战火的期许。

　　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秉持的公平、公正、客观的立场，以及号召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纷争的一贯主张，赢得了包括叙利亚人民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许。中国一直关注叙利亚人道主义状况，中国政府也多次向叙利亚提供食物、医药、公共交通工具、人力资源培训等援助。中国在叙利亚政治和平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也愿意并将继续为叙经济社会重建发挥积极作用。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26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