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凯南（山东大学〔威海〕副校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全面系统阐述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对坚持和完善13个方面的制度体系作出部署。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在中央全会上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稳定预期和重要保证。当前中国的制度建构，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经验基础上的系统性建构，具有深刻的演化逻辑和科学的动力机制。

　　制度系统性建构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发展方式变化的主动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科学判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需求侧看，需求者的偏好内涵、外延和结构都发生变化，人民的需要从物质文化层面，延伸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层面。从供给侧看，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迅猛，总供给能力大大提升，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8年的16%，原先普遍落后的生产力已经得到较大改善，许多领域的生产能力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供给结构还存在失衡，供给质量还不够高，发展还存在区域性和结构性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发展方式从原先要素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转向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协同发展和高效互动的复杂系统，因此需要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制度建构，而非分散式、探索式的自发演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持续探索中、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因此，制度系统性的建构是内生于社会实践的历史演化过程中，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理性。制度的理性建构与演化并不冲突。制度建构是基于历史演化的结果，又是基于时代特征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进而作出的积极主动的应对与谋划。制度系统性建构不是机械僵化的理性设计，相反，它给制度未来的演进和完善留有足够的时间。当前制度系统性建构既是主动的理性设计，也是从历史演化中得来的，并将进一步推动未来的发展和演进。

　　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的良性互动和辩证统一是制度系统性建构与演进有机结合的基础动力。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主要源自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的对立和脱节。顶层设计如果缺乏基层实践基础，就会抑制基层的活力和创造力。反之，基层探索如果缺乏顶层统筹和协调就会陷入无序和混乱。仅仅依靠民众探索、自发形成的秩序，其合作半径往往较短，而且自发秩序的形成通常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才可能实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强顶层设计是必要和重要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是源自强化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辩证统一。顶层设计为基层首创保驾护航，基层首创又推动顶层设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由此可见，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的良性互动和辩证统一是推动制度系统性建构与演进有机结合、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动力。

　　党的全面领导是推动制度系统性建构与演进的根本保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制度系统建构的首要任务，必须将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由于制度系统性建构涉及众多领域的制度建设与改革，统筹、协调、整合、推进各项制度改革与落实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制度系统性建构有效性的根本保证。当然，党领导一切不是要包办一切，其他组织必须在党领导下各司其职，既充满生机活力又保持安定有序地开展工作，发挥各自最大的效能。制度系统的不断完善和演进同样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持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水平，确保制度系统始终沿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进。

　　《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21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