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闻宇

　　灞河挺有名气，连简要的词典里也列有词条。我们村在灞河东岸，而我念书的中学，须涉水过河，西行十来里路方能到达。路途不算远，可也不能说近，谚云：“隔山不算远，隔河不算近。”

　　建校之初未设学生灶，每星期六傍晚回家，备一袋现蒸的馒头，翌日黄昏赶回学校。来回往返，得涉过灞河。河两岸风景秀丽，流水悠悠，温顺，平缓。

　　上学的第一个秋天，霜降已过，赶到河边，轻轻搁下一袋沉甸甸的馒头，坐在沙滩上脱鞋解裤。天渐渐冷了，没有绒裤，母亲便为我提前套上亲手缝制的棉裤，棉花装得厚实，挽不起裤腿，只有脱掉才能下水过河。棉裤脱下卷窝成团，和身边的馍袋一般大小，两坨子疙瘩，怎么过河呢？流水哗哗，仿佛是个狡黠的老汉在低声嘲笑我。我想起小时随父亲过河，他总是将棉裤的两腿分搭于两肩，裤裆搭于后背，腾出手来拉车或携物。我学样儿了。河水冰凉，瞄着上游云雾隐约的终南山，心里想，莫非是落了早雪么？好在怀抱的满袋子馒头是新苞谷蒸的，暄腾，香暖，逸出淡淡的甜味儿，仿佛是家乡热土传递着她的体温。

　　翌年，学校设置了简易灶，学生照旧背馍，灶上在饭时可供热乎乎的稀饭，条件是先交少许伙食费，同时预交搭伙所用的苞谷面。教我作难的是，阴雨连绵，河水暴涨，夜静时，在家里就能听到二里外浊浪翻腾的吼声里那不可一世的霸王气概。除了书包、馍袋之外，另有一袋30多斤磨停当的苞谷面，涉水过河显然是不可能了，唯一可行的是，出村南下，绕道灞桥，进西安城，从城里北折而返校。单程计算，也有60多里路程。此时，灰蒙蒙的天空仿佛裂了条缝，雨滴时慢时紧，一直没有停歇的意思。

　　父母见我着急，商量之后，只好去一墙之隔的邻家，请堂兄超哥帮忙。超哥大我20多岁，与我父亲年岁相仿，他身板结实，一天到晚风风火火，家里田间，没有啥事能难住他。夏忙后，他从远处的亲戚家推回了一辆旧自行车，在碾麦场上学骑后，经常蹬着车刮风似的出行。

　　超哥点了头，二话没说，急忙忙吃罢早饭，戴一顶草帽，就推着自行车进我家来了。他手脚麻利，解开车子后架上缠着的麻绳，捆牢塑料布裹着的面袋，我背起书包，撑起油纸伞，就跟着推车前行的超哥上路了。出村朝南，直投灞桥方向。

　　雨天推个自行车上路，实在艰难。超哥专拣那晴天里运送粪肥的大轮车所碾下的辙印推行，瓷实的辙印里满是浑水。一旦没有了硬辙而上得小路，自行车的轮子立马就沾上泥泞，座下方的铁皮瓦被塞实之后，车子就推不动了，我从后边帮着推，也不抵事。超哥只好停步，胡乱扯袖子抹一把汗——其实汗水雨滴早已分不清，这一抹，反而是将微黑的脸庞弄得五抹六道，接着，就从车子前叉处取下一截备妥的带弯钩的铁丝，猫下身从瓦皮间一下下地抠出泥巴。就这样走走停停，一路折腾，泥泞路尽，人与单车总算是上了灞桥。

　　灞桥，似乎比灞河更有名气，此为关中交通要冲，连接着西安东边的主要干线。建桥的历史要追溯至春秋时期。秦穆公称霸西戎，将原滋水改为灞水，并于河上建桥，故称灞桥，这是我国最古老的石墩桥。唐时，送别亲人好友东去，一般都要送到灞桥，并折下桥头的柳枝，相赠以分手。相沿日久，“灞桥折柳赠别”便成了寄寓深情的一项习俗。我俩过桥时，桥底下吼声震天，汹汹浪涛简直是一群从终南山里闯荡出来的疯狂野兽。

　　拐出西安城赶到位于北郊的学校时，天色仍阴沉，时间该是半下午了。超哥裤腿上所沾滞的泥巴，被一路上的雨滴冲洗净了，裂口的解放鞋，每走一步“噗叽”有声，水花溅射。他帮我卸下行李，抹了抹颈上的汗水，整了整耷拉下来的草帽，推车转弯时，特意盯了眼校门上与他一般高的白底黑字的校牌——“西安市第十一中学”，咧嘴一笑，淡淡地说：“我回去了。”他跨上车子，很快就消失在雨幕之中……

　　这是56年前的事情了。超哥早已下世，我们的村庄，也因城市化而没了影踪。灞桥仍在，桥底流水却是日渐细弱，下游我家附近的河段，先是成了湿地，河道置橡皮坝掬水拦流之后，更名为浐灞三角洲，四近高楼林立，静水中倒影如画，这是新起的住宅区。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土生土长，后来，凭什么能从事笔耕、写字为文呢？每想起远去的家园，回望自己留下的足印，那温顺而又不乏霸王气概的灞河，超哥那敦实、泼辣、利落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1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