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镝】

　　作者：孔庆江（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院长）

　　当下人类可能已经无法离开网络生存，数字技术特别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信息数据的集中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数字技术进步，在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均可能发生。然而，通过政治的有色镜去窥视和揣测数字技术进步及其应用则十分荒谬。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参议院于2020年7月21日发布的报告，称“中国正在执行一项长期计划，以寻求在数字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指责中国利用其在科技上的进步发展“数字独裁主义”，借以执行监视及过滤资讯，妄称这些活动不仅局限于中国境内，而是遍及全世界，并“试图破坏民主制度和价值观”。这样无端攻击中国数字技术进步的背后，是美国一些政客企图简单粗暴地以意识形态来划分所谓“好的数字技术应用”与“坏的数字技术应用”，甚至为此还专门创制出“数字独裁主义”的术语，来遏制中国的数字技术进步，毒害数字技术国际合作氛围。

　　事实上，在任何数据集中的国家，不论其社会形态为何，都有可能出现所谓“数字独裁”，即数据的滥用到了大规模地侵犯人权的程度。同样，在任何形态的国家，依法合理规制数据的所有权和处分权的关系，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都有助于减少乃至遏制个人信息等数据被滥用。故此，是否具有明确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关系，能否有效保护个人信息等数据，才是好的数字技术应用与坏的数字技术应用的分界，而非社会形态。

　　中国在专注于数字技术并取得迅猛发展的同时，从未忽视过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鉴于大数据时代无限度的个人信息挖掘、信息滥用等侵权行为频频发生，《民法典》人格权编第六章专设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回应了数字化时代人们对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切，并对隐私、个人信息的内涵以及个人信息利用的基本规则作出重要规定，涉及对个人信息的界定、收集处理个人信息原则及要求、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保密义务四个方面，从而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另外，《民法典》还明确限定了处理个人信息不承担责任的特定情形，合理平衡了保护个人信息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提供了科学的、高效的手段。最明显的例子是：当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地在全世界蔓延的时候，中国政府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有效控制了其传播速度，极大地降低了病毒对中国人民生命与健康的损害。

　　相较于疫情至今依然在全球许多国家肆虐的情形，中国较早恢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这相当程度要归功于中国政府对数字技术的充分利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放任技术广泛应用极有可能带来的个人信息泄漏的后果，相反敏锐地认识到，在疫情防控背景和民众心理影响下，新冠肺炎确诊者、疑似者及密切接触者往往被视为高危人群，其个人信息一旦泄露、传播，可能会引发一些骚扰行为等，使信息被公开人员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或引发歧视性待遇，这些信息理应作为个人敏感信息受到更高程度的保护，为此迅速推出《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除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授权的机构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疫情防控、疾病防治为由，未经被收集者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通知禁止没有明确法律授权的组织和机构，或者不是依法参与政府组织开展的疫情防控工作的人员，未经被收集者同意，收集使用确诊者、疑似者及密切接触者的个人信息，禁止其在社交媒体上私自传播上述信息。通知还规定，对于已经泄露的确诊者、疑似者及密切接触者等个人信息，各地网信部门、公安机关也应当及时制止或阻断，以减少不利影响，避免对合法信息采集工作造成阻碍。然而，在防控疫情过程中，中国各地政府推出使用的“健康码”，被某些外国势力指责为中国实施“数字独裁主义”的最新例子，以臆想当作现实，完全无视中国政府为保护个人信息而专门颁布实施的前述通知。

　　此外，中国尚在建设的社会信用体系计划亦被指责为中国行使“数字独裁主义”的例子。众所周知，中国建设这个体系的目的是创建“诚信文化”，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完善中国经济制度中的不足，并帮助控制金融风险，更好地为公民提供银行服务，并执行法律绩效责任与合规应用，更好地服务社会。不言而喻，对一个十四亿人口大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而言，收集数据自然是十分必要的，对屡次违反信用的人员进行认证并予以相应的处罚，自然是实现这个体系目标的必要手段。这里不妨做一个类比，美国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号码系统，也涉及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其经年已久，为何没人高声指责美国行使“数字独裁主义”呢？

　　中国有句话，叫“贼喊捉贼”。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情报合作同盟长期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大规模、有组织、无差别的网络窃密与监听、监控。从“维基解密”到“斯诺登事件”再到“法国阿尔斯通前高管皮耶鲁齐被捕事件”和“瑞士加密机事件”，究竟谁才是滥用数字霸权行不可告人之事，谁才是真正想要垄断全球的数字技术为己所用，一目了然。指责中国利用数字技术实施“数字独裁主义”的狺狺之声，除了戴着有色的政治眼镜产生的偏见，恐怕还有因为达不成自己的“独裁”目的而恼羞成怒的因素吧。

　　无端指责中国不会为数字霸权“添砖加瓦”，只会加速败露“数字阴谋”。在疫情仍旧严峻的当下，人类命运与共，理当守望相助，如何更好地进行数字技术合作服务于团结抗疫大局，服务于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才是有担当的政府所应当思考和承担的责任，背道而行的别有用心者终将被数字技术国际合作的时代车轮毫不留情地碾过。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30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