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亚洲

　　陶医生豁达，豁达里不乏幽默。他一边吃饭，一边就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一些佐证的意见，说其实人啊，有返祖现象，你看我的耳朵就是，我的耳朵会动。

　　陶勇医生在饭桌上表现出的幽默，让我想起一年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些报道。被砍伤之后，他没有哀怨，没有愁苦，没有咬牙切齿，只说一句：“幸好被砍的是我，我年轻，跑得快，如果砍的是另一个医生，后果更可怕。”

　　这种豁达与幽默，是一种底气。

　　我问他，一年了，左手恢复得怎么样。此刻，他就坐我右侧。他受我女儿之邀，来我女儿家里吃饭，恰好挨着我坐。我要是动作幅度大一点，会触碰到他受过刀伤的左臂。所以我无论是夹鱼块还是舀水饺，都会留着点神。陶医生动动左臂，说现在好多了，曾经很长时间自己摸上去都像是摸着一块冰，因为手臂神经断了，没触觉。

　　那么，将来还能不能上手术台为病人做手术呢？他想一想说，可能会，会做一些简单的手术，但太复杂的手术可能有困难。

　　这话题显然沉重了，所以我想来点小幽默，说兴许手臂神经完全恢复以后，接合的部位格外粗壮，这样一来，神经反应会更灵敏，更复杂的手术也能做了。

　　一饭桌的人都没笑。是的，一点都不好笑。

　　现在想来，那是多么惨烈的一幕。手持菜刀的“医闹”——应该叫歹徒，就那么恶狠狠地冲进诊室，以“疗效不彰”的荒诞理由行凶报复，没找到自己要寻的那位医生，便退而求其次，朝着最后一次为自己做手术的陶医生，狠狠地砍了过来。

　　让我扼腕的是，一个理性社会竟出现了这样丧心病狂的偏执狂——人性里总有无法消亡的恶。偏偏，那一柄罪恶之刀，相逢了一个好医生的鲜血。

　　我在网络上读过他的很多事迹。

　　他毕业于北大医学部，是留德博士、首都十大杰出青年医生、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葡萄膜炎与免疫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眼科医生，还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好人。

　　他谢绝留德做研究，只想全心全意为中国人医治眼睛。他将每天的出诊任务排得满满的，最高的纪录是一天86台手术。有位患者因患视网膜脱落和白内障，急需手术，但拿不出那么多钱，陶勇说，不够的钱我自己贴，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瞎。即使不少人避之不及的艾滋病人的眼科手术，他也尽心尽力去做。他说他们也是患者啊，也渴望光明啊。

　　他又是豁达的。

　　他在长篇自述《目光》中这样说：“慢慢地，我开始不再纠结这个人为什么要杀我，我为什么要遭此厄运。砍伤我的人，我相信法律会有公正的裁决，我没有必要因为他的扭曲而扭曲自己，我选择客观面对；碰伤我的石头，我没有必要对它拳打脚踢，而是要搬开它，继续前行。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用其一生证明绝处再生的意义：人永远都有选择的权利，在外界事物与你的反应之间，你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我想如今我有此遭遇，也许就是生死边界的一次考验——把这件事当作我的一段独特经历，让我从医生变成患者，真正体会一下在死亡边缘的感受，对患者的心态更加理解，对医患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对从医的使命更加坚定。爱因斯坦曾说：‘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上天为我关上了一扇门，必定会为我开一扇窗。”

　　他的这种豁达，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他思考问题的站位很高，他甚至把弗兰克尔与爱因斯坦的言论，都垫在了自己的脚下。

　　确实，一个真正的智者，是不屑于对碰伤自己的石头拳打脚踢的，而是冷静地想办法搬开它。陶医生所使用的工具里，还有诗歌。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写诗鼓励千万个被病痛折磨的人。我当时是在网络上读到那些诗句的：“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我们的世界充满形形色色的苦难，病痛也是其中的一种，它构成了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上天从来不吝惜雪上加霜，可是没有苦难，便没有诗歌。”

　　我问他，你是抄录别人的诗句读给他人听，还是你自己写的？

　　陶医生说，是我自己写的啊。又大笑起来，说你不知道呢，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得过我们江西省抚州市一次作文比赛的一等奖。

　　这就明白了，陶医生是一位标准的文学青年。

　　文学叫人豁达，也叫人幽默。

　　后来，话题就无所不包了，陶医生始终保持着他的儒雅与豁达，谈吐幽默，不温不火，如他的手术刀那样稳健。

　　陶医生已经是我的微信朋友了，如果读到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他或许会一笑，说不过吃了顿饭，写那么多字干吗呀；或许会说，那就托这篇文字的吉言，让我的左臂神经真能恢复如初甚至更加结实灵敏，以便让我胜任为人们带来光明的本职岗位吧。他是个豁达而幽默的人，他会这么说。

　　然而我写到这里，又有些心酸。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12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