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同心同行】 

学人小传

　　嵇文甫（1895—1963），河南汲县（今卫辉市）人。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赴苏联留学，1928年归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1948年参与筹建中原大学。新中国成立以后，曾担任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有《船山哲学》《晚明思想史论》《春秋战国思想史话》等。

　　作者：张宝明（河南大学教授）

　　2022年，河南大学将迎来建校110周年，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在此任教或毕业的优秀学人灿若群星，而嵇文甫先生无疑是其中最耀眼者之一。

　　嵇文甫1895年出生于河南汲县，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时代从学同乡宿儒，熟谙旧学，青年时期追求进步，受新文化运动思潮浸润，特别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指派赴苏联留学，系统学习革命理论之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分析现实问题，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和哲学的学者之一，也是“学术中国化”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嵇文甫自1918年在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后，再未脱离教育战线，为党的教育事业发展奋斗一生，堪称“学界巨子，教师楷模”。

　　五四之子：从五四走向进步

　　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嵇文甫，终其一生都葆有着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向往和追求，承继与践行积极创新、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不遗余力地教授、传播进步文化与思想。

　　在汲县读中小学时，嵇文甫主动追随刘粹轩和李修敏两位老师。这两位老师，前者是“启发他具有政治意识并开始追求真理与光明的第一个人”（李道雨等《嵇文甫传略》），常借古喻今向嵇文甫讲述革命形势和革命党人的斗争故事，“谆谆切切、常至夜分”（嵇文甫《辛亥杂忆》）；后者则是晚清知名学者，政治上倾向于进步，倡导新学，不仅帮助他上大学，也给他的学术道路带来很多启迪。

　　在北京大学，面对校园里新旧潮流的激荡，嵇文甫选择了追求科学民主的新思想，受到了“马彝初（马叙伦）等进步教授的器重”（张邃青《忆嵇文甫同志》），也受到了“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潮流的初步陶冶”（李道雨等《嵇文甫传略》）。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嵇文甫到河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面对学校里新旧教育思想的博弈，他以课堂为阵地，向旧思想和旧文化展开斗争，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不仅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影响了一批学生去南方参加革命。

　　在苏联求学时，嵇文甫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革命道路有了全新的认知，并打下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基础。在193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嵇文甫就运用唯物史观对伟人和群众的关系做了辩证的、科学的阐述。

　　嵇文甫的一生，有过数次对进步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且密集于新中国成立之前。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于汲县组织20余人的集会并上街游行，体现出对新社会向往、对革命事业的倾心。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于开封积极支持学生们的集会、演讲、游行和请愿活动，与学生一同走上街头，同时又加入“救国十人团”，和张邃青等积极捐款，“支援学生印刷宣传品”（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五四运动在河南》）。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与一师教员、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参与游行，声援上海工人，并为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进步组织“光明少年团”撰写团歌歌词。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开封万余学生齐集龙亭后体育场，他不畏反动势力高压，慨然上台讲话，从北宋末年的太学生运动讲起，阐发了北宋太学生的顽强不屈，也巧妙鼓励了当时的学生爱国运动。1947年，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中，他积极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运动，他家成了进步学生和中共地下党员经常出入的地方。除此之外，嵇文甫还与范文澜一同举办了开封“抗敌工作训练班”，并成立河南省抗战教育工作团。

　　从一名追求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人士到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嵇文甫对新思想的传播活动也经历了从传播进步思想向传播革命思想的转变。前者以其与冯友兰等成立《心声》杂志社为代表，嵇文甫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将其定性为新思想之风吹入河南的一个窗口，其影响正如冯友兰所言，“由《心声》开先河，至‘五四’高潮，各种新刊物在河南便‘不择地而生’”。在传播革命思想方面，当时开封四大抗日杂志中有三份都与嵇文甫关系匪浅，先是《风雨》周刊，由嵇文甫与范文澜等创办，创刊后不久即被定为中共河南省委的机关刊物，多时一期能发行到1万份，甚至流传到兰州、重庆等地；再是《大时代》旬刊，由嵇文甫与郑若谷等创办，地下党员林孟平任主编，嵇文甫还作为撰稿人经常为刊物供稿；继而是《战时学生》，系由开封爱国青年黎辛等学生创办，然在出版登记手续的办理与跻身进步刊物之林等方面均得益于嵇文甫。在抗战初期，嵇文甫暂时丢开学术研究，一连写了诸多包括《一切抗日力量联合起来》在内的时论和杂文，而在抗战胜利后，为传播进步思想，又一连发表多篇寓言式杂文；为鼓动抗战情绪，嵇文甫提笔创作了包括《黄河三部曲》在内的诸多抗战歌词，尤其是河南大学校歌也出于其手；为进一步鼓动抗战，嵇文甫常应邀作诸如《评几种对日抗战的胜败观》等的演讲，而那些听完该演讲的青年们正如《争存》创刊号中所言，“像是一只有引擎的船，重新获得了驾驶的摩托，在准备着干！干到底！”

　　中国之子：学术中国化的实践者

　　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基于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与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学术中国化”运动随之而起，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在中国的发展，也对新中国的学术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嵇文甫于其中则起到了回应、推动与实践三方面的作用。

　　“学术中国化”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延安、重庆等地学术界的响应。为回应此运动，嵇文甫于《理论与现实》等刊物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对“学术中国化”进行了理论上的建构。

　　对于“学术中国化”的出现，嵇文甫从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两方面进行了阐述，说明其必要性并论证其承继性。其中，关于“当中华民族正拼死苦斗，从血泊中打开出路，以自决其前途命运的时候，‘中国化’的口号被提出于学术界”和“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把世界上进步的学术文化尽量吸收，使自己迅速壮大起来”的论述（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从时代的角度描述了“学术中国化”提出的背景；而其关于“学术中国化运动，是伴随着学术通俗化运动，或大众化运动而生长出来的”的论述，则从学术的角度勾勒了学术通俗化运动、大众化运动与“学术中国化”之间的承继关系。

　　“学术中国化”口号提出伊始，面对学界一批封建文化卫道士对该口号的故意歪曲，嵇文甫指出，“学术中国化”不同于“顽固的国粹论”“糊涂的中体西用论”和“投机性的中国本位文化论”，以求“把‘学术中国化’这口号的正确含义从各种胡说中救拔出来”。同时，将其之间的关系用演化图予以表示，即“国粹论→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中国化运动”，并认为“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实在是一步一步的在‘现代化’”，既道明了国粹论等的落后，也肯定了“学术中国化”的现代性与合理性。（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

　　嵇文甫认为，“本来所谓‘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离开民族传统就无从讲‘中国化’”。而对于民族性的把控，他又以“现代进步的科学思想，尤其是唯物辩证法”为视角，将民族传统的旧文化分为“与现代生活相契合的共性文化”“与现代生活有益的精神或远景文化”“表面腌臜实则包含真理的文化”“与现代生活相悖却具有当时时代意义的文化”等几类，并以此为标准划分出本民族优秀的学术文化传统，进而实现对外来学术文化先进成果的吸收。

　　嵇文甫曾就“开展‘学术中国化’所需的‘融会贯通’、方法论上‘中国化’、新旧‘转化’等理论方法作了深入阐述”（林万成《嵇文甫与“学术中国化”运动》），尤其是“融会贯通”的方法。对此，其以伊里奇（即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现译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例，称“我们在研究伊里奇批判‘马哈主义’的文献时，尽可以得到很多启示，使我们知道怎样对付实验主义，只要我们能融会贯通，善于运用就行”（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然而当时却留下了无尽遗憾。

　　嵇文甫自“学术中国化”运动伊始即以有力回应为方式，以积极推动为手段，极大助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同时，他亦是“‘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努力研究者或实践者”（于文善《抗战时期嵇文甫对文化思想史研究的贡献》），其成就可析于二：

　　一是开创了船山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在嵇文甫着手船山研究之前，学界对王船山的研究停留在简单、局限且缺乏体系的层面，“有几个人能把船山的理论体系说出个大概呢？”（嵇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嵇文甫从王船山的历史观、自然观、历史哲学层面给予了客观评判，尤其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船山自然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境界问题，既肯定了船山易学中的辩证思想，也指出了其民族思想中的不足，为“学术中国化”实践作出了表率。

　　二是翻检并审视明清之际的文化思想，提出晚明思想史研究的诸多创新性观点。在《晚明思想史论》的序言中，嵇文甫曾言，“就我所知，似乎还没人把这一段思想史写出来”。作为从宋明道学向清代朴学转折的枢纽，晚明数十年也是中西方文化接触的重要历史阶段，该领域学术上的寂寥衬托了嵇文甫的成就。同时，嵇文甫亦通过考察和评价左派王学、厘清阳明后学以及其后晚明思想界的学派、治学倾向等，为学界留下了不少新颖的见解。

　　人民之子：献身新中国教育事业

　　嵇文甫从事教育工作45年，声誉可谓崇高，精神可言高洁，事迹可为共勉。单就新中国教育事业而言，他是郑州大学筹建的领导者之一，是河南大学八年流亡办学的亲历者，也是河南大学重建的主心骨；其“孜孜于‘传道、授业、解惑’，以诲人不倦的精神，严肃认真的态度，循循善诱的方法，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学生，赢得了桃李满天下的崇高声誉”（樊道远《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纪念嵇文甫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他勤恳于学术与教学的“两肩挑”，推动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的发展。

　　1918年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照，嵇文甫（二排右三）与校长蔡元培（前排右四）、文科学长陈独秀（前排右三）、教授梁漱溟（前排右二）、同学冯友兰（二排左四）等合影。

　　于嵇文甫个人而言，1948年到1956年是平凡的，然于新中国教育版图的开拓而言，这8年却是弥足珍贵的。8年间，中原大学、郑州大学拔地而起，河南大学调整重建，前者系“解放战争时期为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大学”，中间者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后者系“见证中国千年科举制度终结”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大学（河南大学校史修订组《河南大学校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均与嵇文甫关系匪浅。

　　为援建中原大学，时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嵇文甫与河南大学一行人奔赴中原解放区，被赞为“一支不拿枪的文化大军”，他与河大教授王毅斋一起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签发《中原大学招生广告》，确定本科建制，并在完成筹备工作后领命赴汴筹建开封分校，为中原大学全部迁往开封做好了准备，陈毅说：“有嵇文甫、王毅斋等教授……一定能办成一所人民需要的大学校。”（侯其侠《难忘的一课》）

　　随着中原大学搬迁武汉，河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将此前搬迁至苏州的河南大学师生接回开封并重新扩建河南大学，嵇文甫以半百之身接过重任，先后任河南大学副校长、文教学院院长、校长，并先后确定了要把它办成“一方面具有老解放区革命政治教育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具有普通正规大学的学术教育传统的新型大学”（李道雨等《嵇文甫传略》）的办学目标，“为工农服务，为河南建设服务”的办学方向，以及精简课程、精简干部编制等具体的措施，并采用了本、专科和短训班等相结合的办学形式，为河南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专门人才。

　　嵇文甫也是郑州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首任校长、历史学系创始人，几近白手起家筹建郑州大学。接过中央高等学校规划会议的任命，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嵇文甫欣然赴任，积极聘请教师、深入课堂，参加教学研究，改善教学条件，并始终保持谦虚谨慎、宽以待人的作风，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郑州大学的经费筹集、校舍兴建、学科设置、学制改革以及风纪整顿等多项任务，推动这所综合性大学渐次走向轨道。

　　嵇文甫的教育家称号源于其终生从事教育事业，也源于其身上所体现出的“教育家的气质、心态和风范”，更源于其“把‘教书育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姚惜鸣《嵇文甫的身教与言教》），其既以理想、品德、行为等熏陶学生，也以其学识修养、教学技巧等影响学生，收获了包括史学家尹达、白寿彝，文学家徐玉诺、任访秋、苏金伞、师陀等在内的诸多“桃李”。

　　就治学态度看，嵇文甫的认真不仅体现于学术上的孜孜以求，更体现于教育教学上的认真备课与反复思考。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他担负的领导职务很多，然仍把教授的身份摆于最前，即便是讲过数十次的课程，再次讲授时仍不省去资料查阅的环节，而每次上课之前对观点的反复思考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就史学教学看，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熟稔与研究上的透彻，嵇文甫形成了“弃讲稿教学”和“史实教学”的习惯，不依赖讲稿，娓娓而谈，深入浅出，多用史实借古喻今，朴实诙谐，平易中求精深，使人感到亲切而又印象深刻。

　　对于学生，无论是课堂讲授还是课下答疑，他始终有求必应，还为素未谋面的学生改稿，在家中与学生展开讨论。通过讲授课程，他将如何做人、如何梳理无产阶级人生观等思想融入其中；通过有求必应，他热情提携与帮扶后辈，如为任访秋指导书作，为赵俪生指点宋代哲学等，前者著文称其“是我终生学习的典范”，后者则在受教后著文称“一年前我是泡在漫到脚脖的水里，那么，一年后，我已经泡到齐腰的水里了”。

　　在教授身份之外，嵇文甫亦有“新史学”的宣讲者、《新史学通讯》（后改为《史学月刊》）的创办者、历史教育的引领者、河南省教育工作的主持者等身份，这些身份均围绕教育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作为“新史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嵇文甫自觉主动地承担起了宣传与普及马列主义的任务，先后发表多篇文章，也多次进行报告宣讲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在客观评价的同时，让读者和听者能够充分理解、接受这些新的认识。

　　嵇文甫毕生勤恳地耕耘于教育战线，致力于“传道、授业、解惑”，他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的很多理论和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教育特别是历史教育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关于如何搞好历史教育，他指出：“我们讲古代思想史，不是把各家各派的学说随便罗列出来，任意地乱讲，而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指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种思想怎样产生、发展和消灭；怎样代表自己的阶级利益，为阶级斗争服务？怎样反映现实，而又推动现实，指导现实，这里面是有一种深刻的科学理论贯注着的。”他还主张，“讲历史不要忘了当前的政治任务”，要高度重视历史对现代的启示，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现代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教历史不单是讲故事，它要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拿活生生的经验教训，给人们指出应走的道路，这是一种思想教育，是一种有力的思想斗争。”这些观点不仅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历史教育发挥着示范和引领作用，而且对我们现在的历史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教育中学术与教学未能很好融合的局面，作为中国新史学学会河南分会主席，嵇文甫一方面响应总会关于积极进行马列主义新史学研究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注意将学术研究与大学、中学的历史教学实际联系起来，因而创办了《新史学通讯》。身为主编，嵇文甫不取分文报酬，还时时为其供稿。此后，他又相继兼任《历史教学》《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等学术刊物的编委，用实际行动支持学术研究对教学工作的反哺。

　　新中国成立后，嵇文甫于政府部门担任多种职务，“往往是名义很高，而实际是任何事不管，徒有虚名”（嵇道之《记先君嵇文甫先生》），他不在乎虚名，而是关心如何更好推动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正如其所言，“我没有什么本事，有一点虚名，当前革命需要它，对革命有用的事都是有意义的”。就任郑州大学校长后，嵇文甫“一方面主持郑大的工作，一方面关心着全省的教育事业，他不断到省府办公，参加会议，亲自听取汇报，指导工作”（樊道远《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纪念嵇文甫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切实尽职于其在省政府分工负责的教育方面的领导工作。

　　文甫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践行者，有自我之学术志向和追求，也有自我之价值判断与坚持，致力于弘扬中国精神，推广中国学术，堪称“中州巨擘，学界楷模”。《中庸》有云：“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生的学问与精神，必将如其在河南大学校歌中所写的“继往开来扬辉光”。

　　学人忆嵇文甫

　　文甫先生是在五四运动后，从北京回到开封任教的。他当时和同时回汴任教的其他北大和师大的毕业生，把“五四”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化革命精神，带回河南来了。因此，各校学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来在河南出现了不少知名的革命家、作家和学者，没有不是在这种新的思潮中培养陶冶出来的……文甫先生所教过的班级的同学，在北伐时许多都参加了革命。那时文甫先生已由宣传五四精神，进一步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他在当时河南进步青年的心目中，已成为大家所公认的导师。

　　——任访秋《忆先师嵇文甫先生》

　　快三十岁，我初进河南大学，嵇先生把他教了多年的《明清思想史》课给我教，这寓有爱护与锻炼之意。我经常从和他接触的“謦咳之微”中，受到启发。凡是他谈到某一学派、某一学人、某一书之为我所未知者，河南大学藏书非少，我即刻去翻。这就等于他带着我跑步跑了一年，我就感到一年前我是泡在漫到脚脖的水里的话，那么，一年过后我已经泡到齐腰的水里了。这就是进步，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涵”和“泳”。

　　——赵俪生《为学途程上的一些遭际》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1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