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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忆桂子山上花开时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1-07-12 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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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何建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及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

  每年秋天,桂子山上的桂花芳香四溢,每一个走在桂子山上的人都会感受到桂花送来的一缕缕温馨与关爱,每一个到过桂子山的人都会长久地思念那桂花的温馨和关爱所留下的不泯的记忆。

  可是,今年的武汉还没有等到秋天,没有桂花开放,只有阴雨绵绵。

  5月28日早上,章开沅师逝世的消息传来,我和妻子刘青很是震惊和悲伤。近一年多来,从师友们分享的一些照片来看,章师的精神状态确实不如2019年1月20日我们回武汉看望他时那么好了。章先生坐在轮椅上的样子,让人倍感怜惜。他曾对我说过多次,老人能不坐轮椅就尽量不要坐,坐上去就很难下来了。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坐上轮椅的。

  29日晚上,我和王奇生、虞和平老师乘北京至武昌的火车,去送我们的恩师最后一程。在回汉的火车上,我们三人都分别回顾着章老师生前留给我们的一些深刻印象,回想恩师多年来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师恩难忘!

犹忆桂子山上花开时

萧箑父(左)与章开沅 资料图片

  第一次见到章先生,我还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1987年春季学期,萧箑父老师应华中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华师”)政法学院的邀请,为该院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课程,我与另两位同门每周都要陪同萧师从珞珈山一起乘车来到华师7号教学楼的课堂,一边听课,一边录音(课后整理萧师的讲稿)。记得有一次,我和萧师刚一走出7号教学楼,一位戴着墨镜、中等微胖身材的学者正经过教学楼前,热情地跟萧师打招呼:“萧老师,你每周来为我们的学生上课,真是辛苦你了!”“开沅,你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这才知道眼前就是鼎鼎大名的章开沅校长。从他们的寒暄,就知道是老朋友会面。后来我得知,章师在当校长期间,经常抽出时间到校园各处转转,以便及时了解学校的情况。那次章师戴着墨镜,讲话声音洪亮,让我这个还没有多少社会阅历的青年学生觉得他气度非凡,心生敬畏。

  硕士毕业后,我到华师历史研究所(后来改为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因章先生还在校长任上,校务繁杂,亲自参加研究所的活动并不多。直到1994年,他完全脱离了之前的各种行政事务而专心于教学和研究,我和王奇生、余子侠等正式拜师名下,成为他的博士研究生,我们之间才有了逐渐加深的师生情谊。

  奇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到章先生没有给我们几个博士生开设专门的课程,只是偶尔做个讲座,这应该是误忆。1994年9月开学的那届五位博士生,是章先生招收博士生最多的一届。他专门给我们开设了一门研究课程,课程的名称已经忘了,每次都引导我们探讨一个问题,尤其是着重介绍他前几年在海外讲学和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些经验和前沿问题,也请一些来访的海内外学者为我们做讲座。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昨天晚上接到省某社团驻会负责人打来的电话,请我这个主席今天务必去参加一个会议,电话里说,这样的会议本来不多,也约好了上边的领导参加,但是被我拒绝了。他们通知我太晚了,我是个教师,教学是我的天职,社团主席是我的兼职,我不能放下教学临时去开会。”他说话时的那种坚定和从容,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也一直影响着我认真地坚守每一次课堂教学。我也一直要求我的研究生,走上教学岗位后应当以他们的师公为榜样,认真准备和讲好每一次课。

  之前曾听年长一辈的同门师友说过,章先生对自己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学生们都很敬畏他。我和奇生拜师名下时,章先生已年近七旬,可能是我们与他之间年龄差距比较大,他对待我们更多的是体贴、鼓励和关爱。

  约在1998年夏季,我陪章师带着原内地会负责人戴德生的孙子戴绍曾去庐山图书馆,访寻内地会和近代来华传教士在庐山上的遗迹。当时庐山宾馆是山上唯一的高档宾馆,如果不是因为陪同外国客人,一向俭朴的章先生不会住进这么贵的宾馆。为了节省费用,他要我与他同住一个标准间。我以前虽然也不少出差,但未曾住过这么好的宾馆。晚上,章先生教我如何使用宾馆的沐浴设备,避免淋浴时使水溅出来。他说他入睡很快,但是容易打鼾,就特意让我先睡,他到外边先转一下,等我睡着了他再进来。我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左右起床时,发现章师已经到外边散步去了。一会儿他回来,才开始洗漱。我知道他是早上起床时,看我还在睡着,怕影响我,没有洗漱就先外出了。这次陪他到庐山旅行,虽然时间短暂,但是我亲身感受到他父亲般的照顾,深受感动,也使我真正认识到与他人的相处之道,最重要的是谦让,能够理解他人、照顾他人。

  我到华师工作前,一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读硕士时是跟随萧箑父、唐明邦、李德永三教授研究中国哲学史。学哲学的人通常只重视思想史文献,不大重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大量史料,也不知道如何搜集各种史料。来华师后,我看到各位师友都在近代史学领域卓有成就,一直有些担心能否待得下去。我后来选择做近现代佛教史的研究,在研究所各位师友的帮助下,开始到各地搜集档案、报刊和文史资料。

  有一次,我陪章先生出差,谈到研究近现代佛教史的一些想法,他说这个路子是对的,任何历史事件和思想理论的发生、演变,都有各种复杂的因素,研究者既要抓住主要因素,也要考虑到相关的其他各种因素,这样才能使思考更加深入。他还鼓励我说,各学科间的界限都是人为设置的,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或是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更容易发现新的问题,使研究的领域突破固有的局限,也会使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一领域的研究。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王宏维教授也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仍然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章先生说,我们的历史研究所,虽然重点是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但是,我们不能仅限于近现代史的研究,应当鼓励和借鉴哲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这样才能推动史学研究迈向新台阶。他举了一些欧美学者的例子,说许多著名学者其实都是在进行多学科的大史学研究。这次谈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不仅体会到章先生学术视野之开阔,更深刻感受到他对学术的理解完全超出了学科的界限,从传统的史学认识进入到一种大史学的观念。这使我想起马恩“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论述以及法国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的话:“如果没有历史学——也就是说,如果仅仅简单地从现在的状况去对人类进行思考,社会科学就不完整。只有历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各个时期的社会进程和社会制度如何发挥作用所需要的认识能力。”这些都是说无论是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历史研究,同时,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说,如果不具备现代各学科的视野,自觉地借助于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的历史研究难免存在缺陷,也很难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可能正是因为章先生具有多学科的视野,非常重视哲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才能结交著名哲学史家萧箑父教授这样的挚友。我曾听萧先生说,他与章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武汉地区比较活跃的年轻学者。1961年,章先生受有关方面的委托参与筹办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而萧先生也受当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教授的委托参与筹办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那时,全国性的重要学术会议还不多见,这两个会议分别邀请了全国史学界和哲学史界许多著名学者参加,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他们分别在这两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多篇重要学术论文而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正是这两次学术活动,使他们俩彼此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感,也因此结成了终身的友谊。

  我离开武大后,每次回珞珈山看望萧先生,他都要询问章先生的最新消息,并要我代他向章先生问好,总是要我多向章先生请教,好好地向历史所其他老师学习。萧先生年长章先生三岁,章先生不仅尊称萧先生为学长,更在公开场合称呼他为“萧老师”或“萧先生”。我陪章先生出差到外地,他总是向别人介绍我“是武汉大学萧箑父教授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同事”。我知道这是他有意过谦的话,是他对老友萧先生的尊重。

  进入21世纪,年近八旬的萧箑父老师身体明显变弱,极少出门参加学术活动。章先生有一次向我问起萧先生的情况,我如实以答,他感叹已经几年没有见到萧先生了。我于是决定找机会邀请二老在一起茶叙。2001年教师节,桂子山上桂花飘香,一向喜欢鲜花的萧先生和师母卢文筠教授来到被桂花簇拥的华师近代史研究所。那时,萧先生已拄了拐杖,章先生则显得年轻很多,他们相见甚欢,有谈不完的话。不过,他们不是在叙旧,而是谈论当前学术界的情况,交流各自的看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其他几位也偶尔插话,发表看法,不时爆发阵阵笑声。当时,全国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条件还非常有限,通常都是好几位教师共用一间办公室,华师近代史所因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每位研究人员都配备了独立的工作室,萧先生很是羡慕,说他这一辈子都没有过自己的办公室,特别与师母到我的办公室参观,并合影留念。他也因此赞扬章先生带领的华师近代史研究团队多年来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所以才换来了这样的科研条件。晚餐时,二老仍有说不完的话。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也都是美食家,一边品尝着菜肴,一边交流着学术热点,给我们几位上了一堂十分生动又有趣味的课。

  萧先生去世后,章先生很悲痛,称之为“当代中国的学殇”。当他得知我与几位萧门学生每年定期在乐山萧箑父教授纪念馆轮流举办纪念性的学术研讨会时,他非常赞赏,认为这是继承学术传统、纪念萧先生的最有意义的方式。

  章先生非常赞赏楚图南先生为戴震纪念馆的题词“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他正是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中国的辛亥革命史和近代史研究走向世界、为“南京大屠杀”提供铁证而远涉重洋搜集重要史料,数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特别是为培养年轻一代的学术接班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都力破门户之见,“甘当铺路的石子”,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20世纪50年代初期,华师尚未从昙华林迁到现址,如今的桂子山还被称作“鬼子山”,山上布满了坟茔。章先生是改变“鬼子山”、建设桂子山的首批耕耘者和奉献者。他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使如今的桂子山成为闻名全国的最大桂花生长园地。我相信,人们在欣赏和品味桂子山上的桂花芬芳之时,一定会想念起那些曾经种植和呵护桂花嫩苗的先驱者,感恩他们的辛劳和奉献!

  章老师,我们永远想念您!

   《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12日 13版)

[ 责编:张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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