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狄霞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和元稹的个人恋爱经历相关，在中国先后被书写为唐传奇《莺莺传》、宋传奇《张浩》、元杂剧《西厢记》等文学名作。“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崔莺莺走出了文学文本，被陈居中、唐寅、仇英等历代画家反复描摹，成了后世文人士子的画中爱宠；她还出现在京剧、昆曲、越剧等各大地方剧种中，至今依然活跃在五湖四海的舞台上。她的故事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也是东亚汉字圈文人津津乐道的文学遗产。才貌双全的崔莺莺是东亚公认的佳人，恰如小说《十美图》所言：“这些红颜皓齿，妖冶风流的，叫作美女，不是佳人。古来唯有崔莺莺可当‘佳人’二字。”随着《莺莺传》《西厢记》等文本在东亚汉字圈的广泛传播，崔莺莺也“旅行”到了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各国文人不仅对她评头论足，还塑造出一个个本土化的“崔莺莺”来，呈现出众声喧哗的有趣图景。

　　莺莺“东游”朝鲜之后，反响强烈。金万重小说《谢氏南征记》中乔氏在家中弹琴，唱的就是莺莺所作之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金时习小说《李生窥墙记》也模仿《西厢记》，写了一位长于诗赋的“巨室处女崔氏”与才子李生邂逅，崔氏也仿效莺莺主动相约，书八字曰：“将子无疑，昏以为期。”小广主人感叹道：“余读《西厢记》，以为天下奇文，后世更无如此才子矣，更无如此佳人矣，更无如此奇文矣。”以上种种，均显示了崔莺莺及《西厢记》在朝鲜文人心中地位的不同凡响。

　　不过，中朝文人在评价莺莺时往往呈现出有趣的矛盾心态。晚明文人金圣叹虽然对崔莺莺情有独钟，对她的某些行为却深感不满，批评她不能理解张生追求事业的重要性，只是一味沉溺于儿女情长，不符合佳人的要求。佳人应该贤淑聪慧，超凡脱俗。这是典型的以理抑情的观点。情理冲突在金圣叹对《西厢记》的评点和改作中尤为明显，而他的观点也流播深远，影响了朝鲜文人的创作。朝鲜小说家小广主人接受了这一观点。他因不满于俗本《春香传》中才子佳人的妖冶放荡，在其评点小说《广寒楼记》中把春香与梦龙改写成至高至纯的才子佳人。小广主人笔下的春香可以视为朝鲜版的莺莺，但他依据儒家礼教对其进行了理想化处理，尤其突出其保节明志的品格。小广主人对比了《广寒楼记》与《西厢记》，在他看来，虽然都是违背礼教，但莺莺主动幽会张生，比春香更加出格；他更欣赏春香被动等待的模式，认为《广寒楼记》中的梦龙与春香是更完美的才子佳人。他的评语认为《广寒楼记》处处优于《西厢记》，而其主要依据在于春香更守贞洁，显示其心中时刻都绷着礼教之弦。无论是中国的金圣叹还是朝鲜的小广主人，他们在文字中都表现出了情理冲突的矛盾性。

　　无独有偶，越南版崔莺莺也与朝鲜版相仿，这在汉文小说《鹊为媒》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才子海晏与佳人慧珠的身世、相逢都仿照张生、莺莺而设置，只是其媒介由红娘变成了一只喜鹊。在故事的结尾，海晏也是在会试中连中三元，科场得意，遂得与慧珠喜结良缘。最后作者感叹道：“世间夫妇，多有不平事。或美而配丑，或智而从愚，以凤伴鸡，以牛同骥。故崔、张起叹于《西厢记》，钗、黛同嗟于《红楼梦》。”《鹊为媒》中的女主角慧珠，可以视为越南版崔莺莺。不过，小说弱化了才子佳人婚前自由恋爱的情节，互通心意仅凭书信往还。慧珠为人谨慎小心，绝无莺莺的主动相约、自荐枕席，也就强化了她的恪守礼教。

　　在日本，崔莺莺虽不及杨贵妃那般家喻户晓，却也和卓文君、司马相如、宋玉、潘安、卫玠、李白等共同成为日本汉文学中常见的中国典故。小说家三木贞一（1861-1933）对崔莺莺尤为钟爱，在其汉文小说代表作《新桥八景佳话》《情天比翼缘》中多有对《西厢记》的模仿。在《新桥八景佳话》中，三木贞一化用了宝、黛共读《西厢记》的情节。才子梅雪操下雪天在家读《西厢记》，读到《西厢记·酬简》的时候，恰好得到名妓小红的简帖。梅雪操得信便去看望小红，向她介绍《西厢记》，称之为“才子美人佳话”。梅雪操说：张生托红娘寄诗给崔莺莺表明自己的诚心，而“莺莺好生怒张生不礼，责之令无复言”。小红插嘴道：“莺莺那个好生古怪了。”小红从自然人性的角度认为莺莺所谓的“礼”虚伪可笑，难以理解。这自然与她的妓女身份有关，也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思想解放有关。明治时代的日本女性在爱情中相对自由，很少会表现出情与理的冲突。在如何评价崔莺莺这一问题上，中日小说中人物的态度对比强烈：黛玉表面排斥宝玉将自己比作“倾国倾城貌”的崔莺莺，内心却深受触动，与莺莺同病相怜。小红难以理解莺莺表里不一的态度，主张真情至上。

　　《情天比翼缘》中的女主角香玉更是日本版的崔莺莺。莺莺约张生月夜私会，香玉也主动约心上人翠郎月夜私会。莺莺有个调皮的侍女名叫红娘，香玉也有个调皮的侍女名叫梅香。香玉自谦语中有“妾并无崔莺之姿”等句，更是将两者明确相连。不过，香玉比莺莺要更为果敢，不仅主动逃婚私奔，被贼人卖入青楼之后，更是忍辱负重，以此作为寻找恋人的途径，最终迎来了大团圆的美满结局。由此，可以感受到莺莺“游历”日本之后发生的变化：她一定程度上挣脱了礼教的束缚，更符合自然人性，具备了现代女性的某些特征。

　　对比东亚各国文人对崔莺莺的评价、改写可以发现，莺莺的面貌在古代朝鲜、越南都受制于儒家礼教的规约，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则更近于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程朱理学的力量越是强大，扬理抑情的倾向就越明显，也就越容易批评崔莺莺不合礼教之处，或借用本国文本对其形象加以修饰、改编，使其符合当时的儒家伦理。莺莺形象之所以会在东亚四国呈现出差异，与各国的社会体制、时代背景以及对儒家思想的接受程度密切相关。观察崔莺莺在东亚的“旅行”，我们得以重新评估古典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与价值，也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性意义。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0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