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聂锦芳 演讲地点：北京大学二教 演讲时间：二〇二一年十月

　　马克思，这位毕生致力于资本批判和对现代社会进行探索的思想家，总能给我们以坚定的信念和深刻的启迪，虽然从其著述中不可能找到解决当代问题的具体举措和方案，但我们却可以在他当年探究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变化做出判断、选择乃至发展。这是其思想超越地域、时代所具有的长久价值。本次讲座不打算做出宏观的概括和抽象的罗列，而是通过对其代表作《资本论》的具体解读，来看马克思是如何把握那个时代的问题和趋势、怎样实现理论创新的。经典是常读常新的，较之于过去的研究，我们将注重细节的甄别和辨析，以期清理出一个更为“真实的马克思”。

　　聂锦芳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马克思文本、文献和思想史研究，出版著作21部（其中独著9部、合著3部、主编7部、参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230余篇。

　　注目于“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将他对资本社会的分析称为“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认为这种研究不同于其他研究的“特殊性质”，旨在揭示和透视资本制度是如何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他注意到，在资本主宰的世界，甚至宗教信仰也必须让位于物质利益。与此相应，资本时代的社会关系出现了变化并重新塑造了“个人”，尽管在主观上人们可能还想超脱这些关系，更不可能对这些关系完全负责，但实际上当代的人不过“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这是“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的马克思观察到的一个重要方面。

　　8月14日在中国美术馆拍摄的吴为山雕塑作品《马克思》。新华社发

　　另一方面，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待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会有新的判断。从这一视角出发，马克思意识到，虽然导致了苦难和罪恶，资本制度的“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它是人类进入“文明国家”的标志，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为此，马克思特别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及其所引发的社会运动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这里需要甄别一下“铁的必然性”这个概念。

　　在人们的印象中，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中社会形态演变固定不易的次序和进程，特别是按照后来定型的“五形态说”的理解，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不管有什么样的特殊性，都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依次更替、线性推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如果回到马克思原始文本中的具体论述，就会发现他在表述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更迭的序列和过程时，用的是“大体说来”的谨慎判断，只有论及“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时，他才使用“铁的必然性”的说法。具体而言，举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罗列的“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修订的“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生产方式等，马克思认为，一方面它们只是在历史上某个阶段、某些地域基于特殊境遇而出现的，而在另外的阶段和其他地区就未必会重复经历或者具有相同的特征。但是，另一方面，当分散的、相互隔绝的国家、民族进入“世界历史”之后，“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则会一统天下，人类历史借此进入“现代”形态，无论是哪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必须经由这条道路，都绕不开这一阶段，西方和东方无有例外，亦即这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的发展阶段。”质言之，“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手稿 资料图片

　　马克思并不限于抽象论述，他还以当时英国颁布的“蓝皮书”《就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使团的信函往来》为例，来说明这一发展是势所必至。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最早和当时最先进的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欧洲大陆上比英国落后的德、法等国，“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化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进入“世界历史”必然出现的现象。就是说，在通往自由之路上，虽然还不能据此预见到“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资本来到了世间，“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甚至善于掌握和利用权力的统治阶级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这种情况已经向其“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1867年的马克思 资料图片

　　当时，身在伦敦的马克思注意到在自己的祖国有一种看法，即鉴于率先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取得巨大发展的英国，无论是在工业还是农业领域工人处境都非常悲惨，而在德国由于资本体制并不完善、生产方式方面又比较落后，所以两极分化的情况远不像英国那样明显和恶劣，于是人们便乐观地自我安慰和暗自庆幸，进而试图不再跟从或重复“英国式”的发展之路。对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为此，马克思发出这样沉痛的呼吁：“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了。他的结论是，在世界上存在的问题、追求的目标越来越具有类似乃至共同性的趋势下，“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这就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撰写《资本论》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

　　贯彻“不崇拜任何东西”、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封面 资料图片

　　马克思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这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版俄译本出版前一年（1871）基辅大学教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季别尔在其所著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一书中的说法，马克思对这种评价极为看重，特别在第二版《跋》中提及。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发展”不是复述、重申和强调，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变革和超越。而促成这种发展的是马克思多年来一直在探索的“政治经济学”之外的“形而上学”，即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不崇拜任何东西”、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版扉页 资料图片

　　众所周知，辩证法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其源远流长的古希腊传统不必赘述，更关键的是，时序推进到近代，它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结出了极为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集大成”之境。然而，就像马克思之前多次出入黑格尔庞大的体系、不断完成对其的超越一样，在辩证哲学基础上他也在批判中取得了巨大进展。那么，这种经过马克思变革的辩证法在《资本论》中又是如何运用和体现的呢？我们根据他的叙述做出如下的概括：

　　首先，以“冷静的眼光”审视资本时代的现实。

　　尽管“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即便如此，也“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因为那种基于利益、根据喜好“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的观察者是不懂得“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按照这样的方式才能对资本进行理性的研究和批判，只要基于事实和逻辑，不同的具体观点都应予以尊重和欢迎；而对于“舆论的偏见”、非理性的潮流，马克思遵循的是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但丁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我国最早的《资本论》中文译本封面 资料图片

　　其次，按照科学的方式研究资本运行的逻辑。

　　就《资本论》来说，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的指导原则要转化为具体研究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将其概括、提炼成可以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的社会认识方法，即“普照光方法”“从后思索方法”“人体解剖方法”“抽象—具体方法”等等。马克思注意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更进一步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他还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最后，周全考量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各种问题和细节，完善关于资本的“叙述方法”。

　　究竟什么是《资本论》的“叙述方法”或者说这种“叙述方法”包括哪些方面？我将其简单概括为如下：（1）结构。《资本论》所要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关系并非显性地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结构。马克思先后尝试提出过两卷本著作—三本书内容—五个分篇—六册计划—九项内容—两大部分—三卷四册架构。这种调整和变化，贯穿于马克思几十年殚精竭虑、深思熟虑的探索过程。（2）术语。因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与古典经济学讨论的是同样的议题，然而对于术语内涵的重释、拓展和创新却是非常明显的。（3）引证。《资本论》中在对纯原理的阐释的同时，既有理论史的梳理，又有现实材料的甄别和官方档案的征引，他还特别注重统计数据。在引证经济学著述和观点时，则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来确定其重要的历史成就，“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4）表述。《资本论》第一卷是在1859年正式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之后出版的，但他并没有改变后者的观点，为了前后内容上的“连贯和完整”，他在第一卷第一章的开头重新对第一分册的内容做了概述，也变换了具体的表述方式：第一分册中简略提到的论点，在第一卷中他作了进一步详尽的阐发和论证；而第一分册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在第一卷中他只是简略提及。（5）修订。“文章不厌百回改”。《资本论》的修改是马克思从第一卷出版到他去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之后恩格斯又将其接续下来，直至推出最可靠、完善的版本。（6）翻译。还在写作德文初稿时，马克思就开始考虑用多种外文进行翻译的问题了。《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由于篇幅巨大、思想复杂，马克思与译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付出了艰巨的劳动。（7）辩驳。作品的命运总是曲折而多变，作者的苦心及其复杂的思想、严密的论证不可能获得相应的理解和回应，相反，“被攻击或辩护，被解释或歪曲”的情形却经常会发生，《资本论》也不例外。每当出现这种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认真的修正的同时，对于误读、曲解特别是恶意的歪曲毅然据理力争。（8）理解。马克思当然希望耗费了自己大半生心血的代表性著述《资本论》在“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认为这才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然而，这是一部典型的“德国式”的作品，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思维能力和价值立场，那么理解起来将非常困难。为此，一方面马克思不断地进行解释、补充和说明，尽可能照顾读者的现实状况、思维特点和阅读习惯，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阅读这部著作，读者不仅理解其意旨、逻辑和内容，更能提升和改变理论思维的水准、透视社会历史的方法和改变世界的能力。因为“追求真理”不是一件轻松和容易的事，“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我们看到，通过对资本时代的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一方面把握和贯彻了辩证法的精髓、要旨，另一方面也将其推进和提升到现代形态和新的水准。

　　“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发表150多年来，以其对资本时代最客观的反映和最深刻的批判影响了整个世界，特别是20世纪以降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调整、东方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改革，以及当代全球化态势的推进和变化，都与它有密切的关联。近代以来还很少有一种思想体系、一部科学著述像马克思主义、像《资本论》这样遭受过如此严苛的检视、强力的辩护以及充满偏见的攻击和蔑视。过滤掉时代的风尘，面对严峻的现实，真理的光芒、理性的思维和逻辑的力量愈加凸显出来。诚如恩格斯在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

　　那么，马克思当年的思考、《资本论》的分析对我们有什么借鉴价值呢？根据上面的清理，我们做出如下概括：

　　首先，顺应历史发展“铁的必然性”和“正在实现的趋势”。

　　资本打破了国家、民族的界域，将世界推进到全球化的进程。这既是必然的、也是充满矛盾的过程，一体化程度加剧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分离和等级，全球化这把“双刃剑”甩出来，既为世界带来发展，同时也埋下了“苦果”，而且“苦果”在危机爆发之际会成长、成熟，使世界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更加凸显。这种情况下，催生了质疑、抵制全球化的声音的集结，形成反全球化浪潮；个别国家更设置多种壁垒、推行国家优先战略，试图通过“逆全球化”来摆脱危机。然而，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铁的必然性”，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自觉顺应、积极融入，在此基础上构建开放、包容的国家关系，不仅有利于世界总体发展，也必然惠及国家民族的进步。

　　其次，在理论风云和思想激荡中寻找创造和突破。

　　马克思是通过《资本论》这部著述最终完成对古典经济学的突围和超越的。他在哲学领域实现的“革命性变革”“政治立场的转变”，如果不落实到资本运动的具体环节、过程和机制中是得不到落实、体现和进一步推进的。而就过去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理解来看，我们只注重鉴别众多经济学家及其著述对待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来源等问题的看法以及阶级立场的站位，认为对此表示赞同或者思路有所接近的马克思就予以吸收，表示反对甚至态度不明的就被马克思抛弃，而他们复杂的探索过程中对具体经济现象的分析、运行机制和过程的揭示以及经济政策的主张等大多被忽略了。通过以上梳理，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基本是从思想整体、研究方式、论证思路、与时代问题和历史变迁的关联等方面总体上把握这些先贤和同时代人的著述的，其中确实有极为凝练甚至尖刻的评价和定位，但绝不仅仅以是否集中在一两个观点上的鲜明表态作为评判标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有唯物主义辩证方法的支撑、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获得解放的价值诉求，但如果不进入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运行机制和环节中，只靠外在的谴责和批判、激进的行动和举措，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而从马克思最终并未放弃的《资本论》“六册计划”（特别是后三册“对外贸易”“国家”“世界市场”）的构思看，古典经济学的探索给予他的启示是很深刻的和多方面的。这可以说是进行思想创新的“惯常路径”，因为所谓创新不是一切从头开始、另起炉灶，不是一味地标新、立异和求变，而是在整体文化和思想背景中反思、传承、变革和超越。

　　最后，弘扬辩证方法、理性精神和总体性思维。

　　当代社会多么需要像马克思那样超越个人功利得失、放眼世界趋势、深究历史真相、理性评估现实、热忱探索未来的思想巨匠。面临盘根错节的问题，造就一大批具有深厚文化背景和高度专业素质、理性批判精神和高尚道义担当、敢于和擅长剖析社会现象，积极关注和参与世界性重大问题处理的人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漫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写作中，马克思身上所体现出的宽广的视野、整体性的思维、深刻的历史感、顽强的意志力等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时代值得我们倍加珍视和弘扬。

　　（此稿有删节，完整内容见《北京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0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