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项静

　　我们这个国家和时代从不缺少故事，从空间上来讲，城乡之间，东西部之分，南北差异，沿海和内陆，并衍生出地域、城市、乡村、县城、工厂等特殊的写作对象空间，这种由空间而产生的特殊生活和差异、区割之下到处都是自己的“故事”。从时间上来说，历史是我们“故事”的另一个来源，近几年我们看到大量唐、宋、明、清的故事书写和革命历史故事书写，我们有传诵历史的文学传统，每一代人都有重述历史的叙事冲动和必要。

　　我比较认同一种说法，文学是鲜活的交谈，讲述中国故事也应该是鲜活的交谈，是伸出一只手，期待另一只手去握住。交谈不是独白和片段，而需要时时调整自己的语调、情绪，并聆听外界的回响，所以整体性的认知、真挚的表达、真实可信是首要的。鲜活的生活和当下人民真实的所思所想是文学艺术最重要的“中国”元素，需要从流行观念和狭隘意识的挟持中解放出来，对当代中国社会情感结构进行切实的观察和体悟，当然还需要与之匹配的新的叙述方式和当代价值观的介入。

　　另外，中国故事不是中国“消息”。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里批评过我们日常生活中拥塞的“消息”，我们每天都会接收到世界各地的消息，但是很少见到值得一读的故事。这是因为每一个事件在传到我们耳作者对最异乎寻常和最不可思议的事物进行最精确的描述，却不把事件的心理联系告诉读者，无法让生活向艺术敞开无尽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同理心、复杂性与难题性可能恰恰是中国故事走向人类故事、全球情感共同体的一条通道。

　　中国故事的讲述是一个综合体，它涉及众多学科的知识，比如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新的观点和认识框架，新发现的材料和解读方式，新的田野调查都是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支持，只有借助新的知识，才能建立理解的维度，叙事的自信，想象的空间和伦理的边界，才能讲述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故事。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2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