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海外传播专题】

　　编者按

　　中华传统文化以其博大精深在海外收获大批拥趸，极大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日前辞世的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史景迁就因为对《红楼梦》的兴趣走入汉学研究，以博士毕业论文《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开始了学术生涯。本期专题推出文章回顾百年美国红学之路。研究之外，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形态远非一途。《广东戏在东南亚的“在地化”》聚焦传统文化海外活态传播的案例，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域外热度和独特价值。

　　作者：张 惠（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海外红学中，美国红学的成就独树一帜、成果斐然。回顾百年美国红学发展史，其研究分期、学术范式、所用版本、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不但可与西方文论相结合，亦可开拓出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方式。美国红学的活力和发展，不但与中国红学密不可分，也对中国红学颇有启思。

　　美国红学之分期、代表人物与研究范式

　　美国红学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前此属于草创时期。1848年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出版《中国总论》，已经注意到《红楼梦》的存在与影响，“其中最流行的小说是《红楼梦》，但遭到不少反对”。两位华裔翻译家王良志和王际真分别在1927年和1929年着手把《红楼梦》译成英文，为美国红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1938年12月12日，赛珍珠在诺贝尔颁奖礼上所作的《中国小说》的致谢词中，发表了对《红楼梦》的看法。

　　20世纪60年代之后，每隔十年，就约有一两位领军人物在《红楼梦》的研究方面另辟新说。60年代研究代表之一为史景迁的曹寅研究，代表作为《曹寅与康熙：奴才与主子》。史景迁指出是《红楼梦》把他引向学术研究之路：“1962年左右，我读了红楼梦的英译本，于是开始留意曹雪芹这个人。其后我发现曹的祖父曹寅曾经是康熙的臣子，康熙六次南巡，都寄居于曹寅在南京的家。我因而对曹氏家族大感兴趣，并且想找出《红楼梦》与历史的联系。”他认为曹家在南京的豪邸，以及这个家族在雍正朝戏剧性的覆没，一定深深触动了曹雪芹，从而构成了《红楼梦》的关键面貌。史景迁的研究方法是“曹贾互证”，而这正是中国国内“曹学”研究的典型方法之一。

　　60年代研究代表之二是夏志清的《红楼梦》解读，代表作为1963年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和1968年《中国古典小说》中对《红楼梦》的相关论述。

　　夏志清采用心理学来揭示《红楼梦》的优长之处，借助心理学的显微镜探触到人物的内心，并以此观照人物本身所负载的崇高与渺小，把人物还原为更自我的个人，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中另辟蹊径。在心理学视角下，夏志清提出解脱论，评议后四十回的艺术价值和拥钗反黛说。王国维认为宝玉还玉出家，放下了玉（欲望）得到了解脱。但夏志清认为此非解脱的真谛，“但是宝玉决定放弃的，不仅是他的感性自我，也是他积极的同情和怜悯，这样他才可能从长久以来的困惑和折磨中解脱出来”。自从胡适新红学指证后四十回为程高作伪，不少学者响应，甚至有把后四十回割下来扔到垃圾堆里的说法。但夏志清却推崇后四十回的艺术价值，如果只有前八十回，那么宝玉只是在喝酒作诗吃螃蟹，但是他人生的打击幻灭和醒悟其实密集地体现在后四十回，故认为“但是任何阅读这部小说时对著作权没有先入之见的头脑公正的读者，将会发觉没有理由贬损后四十回，因为它们对任何中国其他小说都无法企及的这部作品的悲剧和哲学深度，提供了印象最深刻的证据”。

　　当时国内的观点一般多认为黛玉是叛逆的新人，而宝钗是狡猾、虚伪、在封建制度下获得成功的阴谋者，但夏志清推崇宝钗，“由于她的早熟和家庭的复杂生活，她必须具备圣徒的耐心和谦卑塑造自己成为社会接受的美德的类型”。并且认为黛玉不会为人处世，最终只能怪自己毁坏了自己的健康和疏远了长辈们最初的爱。黛玉不配得到宝玉的爱情，因为黛玉以自我为中心而且神经质，即使他们结婚也不会幸福，“假如宝玉仍然爱她，那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怜悯——就像《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对娜斯塔霞那样。”

　　由于夏志清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以及淹通中西的学识，他对《红楼梦》的评价对后来学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70年代研究代表为浦安迪的原型与寓意说。在1976年的《红楼梦的原型和寓意》中，浦安迪认为“阴阳”“五行”是中国文化中根本的宇宙学说和“原型格式”，并自铸术语，将“阴阳”命名为“二元补衬”，代表两个对立因素互相济补、互相交叠、彼此替代、反复无穷的关系；将“五行”命名为“多项周旋”，代表多种相关因素相生相胜、循环不已的关系，这种“中国逻辑方法”为中国寓言文学提供了一个复杂的、独特的叙事结构模式。

　　浦安迪认为大观园既寓含万物富足之意，同时也暗示人生的无常。钗黛之间，社会责任和个人修身之间，以及爱情与死亡之间那种几近辩证对立的东西，宛如两个互补共济的投梭，在单一的人生观基础上往复不停地摆动，正唯如此，大观园才有寓意可言。

　　80年代研究代表人物为周策纵。1980年6月16日，在周策纵的多方努力下，首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得以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得以召开，其开创意义和深远影响值得珍视。首先成为红学研究正式走向世界的标志，这是《红楼梦》的首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是首次单独为一部中国小说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且此次会议以中文作为会议语言，与会学者无论国籍皆要求使用中文，极大拓展了《红楼梦》的国际影响，促进了中美两国红学界的接触、联系和交流。其次成为推动中国红学发展的一股外来动力，由于首届《红楼梦》研讨会论文的发表以及选辑成书，在异域视角和方法的参照和对比中，加快了我国红学研究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步伐。再次该研讨会试图打破以前独自研究的格局，进行超区域、超国别格局整合。从此以后，红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国家性而更多是国际性的，而且由于提倡《红楼梦》稀见版本和资料的影印和整理，以及各国学者资源和信息的流通和共享，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重复研究和文献不足的遗憾。

　　周策纵不仅考证出两个极难的答案“一从二令三人木”和“汪恰洋烟”，还对胡适的“新红学”作了公平分析，并检讨了红学研究的态度和将来的方向。周策纵的红学研究走过了一个“敬胡”——“疑胡”——“承越”的发展过程，治学方法中西合璧，将传统考据学、西方汉学、与中国学冶为一炉。

　　90年代研究异见之一为“寓意说”的二次阐释。裔锦声1993年在《爱的寓言：红楼梦和一些西方寓言著作》中丰富和发展了浦安迪的“寓意说”，实现用西方文学批评的观点重新评价研究中国文学的目的。她通过中西文学之比较发现，由于中国文学中不存在“上帝之爱”这一概念，因此《红楼梦》中的爱相当于西方文学中的色欲。由于中国文学中不存在“原罪说”这一文化元素，这一差异导致梦作为小说框架结构在西方寓言和《红楼梦》中不同的结构功能和不同的寓言样式：西方寓言是垂直向上移动的，实质是在宗教或道德观念上从低级移向高级，从不完美到完美，从堕落到拯救。《红楼梦》的寓言则要在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水平面上或一个“圆”内（如大观园）去寻找，它通过其中的梦作为框架体现出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世界的公式：梦和现实以互相牵连的状态共存，相互影响，代表人类永恒悲剧。

　　90年代研究代表之一是余国藩“集大成式”红学研究。1997年他的《重读石头记：红楼梦中的欲望与虚构》最着力处有二，一是论证《红楼梦》的虚构性，二是论证《红楼梦》的“欲望叙事”；同时，对林黛玉的形象和后四十回的评价，也都提出了别具只眼的见解。余国藩肯定后四十回的价值，认为“后四十回纵使不是字字为曹雪芹所写，精神庶几近之，已经深得原著的三昧”。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悲剧精神的体现者为宝玉，余国藩却认为是黛玉，黛玉深爱宝玉，肯定他个人的价值，而且是不带任何条件的肯定。她赢得了宝玉的心，却输掉了家长的欢爱，最终伶仃孤苦，独赴北邙。黛玉的悲剧，在于不断抗争却“在劫难逃”。余国藩通过三个层面来凸显林黛玉风刀霜剑的凄凉处境和重重重击下造成的崩溃与死亡，引领读者全面和“重新”认识这个形象。余国藩红学特点是多边对话，内容上以虚构说抗衡胡适的自传说；把重点放在对《红楼梦》文学性的深入探讨上；借鉴浦安迪对结构的精心经营；认同王国维“悲剧说”的同时又标举新的悲剧形象——林黛玉；反驳女性主义观的论点而提高《红楼梦》中女性的地位和价值；同时“拥黛观”也微妙地与夏志清的“拥钗观”形成了制衡与对话。形式上以缜密的“体大思精”式结构出现。

　　90年代研究代表之二为黄卫总的成长与欲望研究，代表作为1995年《自我置换：红楼梦中的女性与成长》和2001年《红楼梦中的情和抗拒成长》。

　　黄卫总揭示出《红楼梦》中的成长和抗拒成长命题，指出《红楼梦》用了35回篇幅（第18～52回）描写宝玉13岁这一年发生的事，这是因为依照曹雪芹生于1715年推算，抄家时他正是13岁。描写宝玉13岁所占篇幅这么多，和宝玉在《红楼梦》中年龄忽大忽小，实际上是因为宝玉试图通过拒绝长大承担一个成年文人应该为自己和家人承担的责任来避免改变；而小说家曹雪芹似乎不愿走出他珍藏的少年记忆，因此试图通过写小说重现过去，尽可能推迟灾难的发生。黄卫总发掘的另一主题是《红楼梦》中的欲望。诗行“金簪雪里埋”和画面“雪下一股金簪”，都暗示了“薛宝钗”读解为“雪包钗”。“雪包钗”不仅是宝钗的住所“雪洞一般”以及她最终“成为弃妇”的微妙象征，而且也寓意了宝钗的性格，她以冷香丸来压制“热毒”，其内心可能非常温热甚至炽热（某些被压制的欲望甚至她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就如她名字的谐音“雪包钗”暗示的那样。

　　因此，黄卫总是从旧材料中“推陈出新”，发现并揭示了《红楼梦》的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比花团锦簇、盛极而衰的现实更深层；比钩心斗角、情怨相生的世事更纠结；甚至比一般所谓“内心世界”（意识和情感）更隐秘的世界——深藏在大观园人物潜意识里的性心理世界。他提炼出两个源生于少男少女性心理活动的独特概念——“拒绝成长”与“压抑欲望”，不但串联起《红楼梦》中的许多情节，并将很多看似“矛盾”“错乱”的情节合理化，而且贯穿起了人物与作者，版本与价值。

　　美国红学之研究特点、专长与不足

　　纵观百年美国红学发展，曹学比较冷落，专门针对版本的研究也比较少见，其研究之专长在于理论阐释和比较文学。美国红学有自身的发展、传承脉络，美国红学最初服膺胡适“自传说”，赛珍珠、史景迁、布兰道尔、帕兰得里都相信这部小说包含了许多自传性材料，史景迁甚至“以红证曹”。夏志清也认为《红楼梦》的独特性和价值之一在其“自传性”。周策纵则试图接续并超越胡适，最终发展到余国藩从方法、基础以及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出发，对胡适的自传说形成包抄。

　　“钗黛之争”在美国红学界不仅具有鲜明的接续性和对话性，且无人赞和“钗黛合一”的调和论。美国红学界的“拥钗”“拥黛”都是隐然与中国主流思潮形成抗衡和论辩，而且“拥西”与“拥钗”、“拥中”与“拥黛”是一种正比例关系，也就是权重西方文论、文本与文化者“拥钗”，基于民族心理、审美与文化者“拥黛”。

　　对于中国红学界颇有争议的“后四十回”的归属和价值问题，美国红学学者相对来说更倾向于肯定，以多种方法和多种角度来审视和肯定后四十回中的合理之处。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红楼梦》将作者定为“曹雪芹著，无名氏续”，正说明了中美双方对作者问题的基本判断上逐渐趋同。

　　美国红学与中国红学一大不同，就是美国学者所依据的文本除了抄本、刻本、影印本、中文排印本外，还有英译本。以70年代为限，王际真节译本和霍克思全译本分别对美国红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70年代问世的霍克思全译本与美国红学研究形成了互动关系。前期霍克思在版本选择、文字校勘、名物考订方面参考吸收了美国多位红学家的研究成果。霍译本问世之后，又润物无声地影响了美国红学研究的面貌；一是霍译本的某些译文更突出了或加强了某种印象，从而开启了新解读的契机；二是霍译本的某些译文和价值评价影响了美国红学学者对《红楼梦》的评价。

　　霍克思在序言中认同史景迁的研究，曹雪芹生于1715年，抄家时13岁。故而译文中他把“怡红院”译为The Green Delight，“怡红公子”译为Green Boy。英文中的“绿”含有“青春”“繁荣”之意，在内在意义上和小说中“红”的象征意义“有时代表春天，有时代表青春，有时代表好运或繁荣”一致，而英文中的“红”反而倒没有这些意义。霍克思之所以“化红为绿”，除了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追求“等效”的翻译效果外，更因为英语的“怡绿院”“怡绿公子”更符合正处在青春期（“十三岁”）的宝玉，更贴近曹雪芹的寓意。而霍克思的序言和译文，有助于美国汉学家黄卫总发现“十三岁”这个年龄的特殊意义，进而捕捉到《红楼梦》中的“成长”意识。

　　余国藩通过文本与修辞分析，认为宝玉既是那块无才补天的顽石，又是下凡为人的贾宝玉，又是镌刻有“石头记”的“文本”，他们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最后的“文妙真人”是对贾宝玉、也是对《红楼梦》谥圣，以此肯定后四十回的价值。这个妙论的得出也部分借助霍译本的启思，因为在霍译本中，石头变成了神瑛侍者，神瑛侍者又下凡成了贾宝玉。

　　美国红学研究者的身份构成可粗略分为两种——华裔和欧美裔。美国红学研究有两个不同的赞助时期。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为多元赞助时期，其赞助人主要由出版商、大众媒体及教育研究机构组成。最初为英文评介期。20世纪60年代以后，教育研究机构逐渐成为单一赞助人，从英文评介期转向专业研究期。美国红学研究特点在于：一、追随学科发展与理论更新，不断将新的观念、方法引入《红楼梦》研究。二、以学刊为阵地进行互评交流，不定期召开主题明确的红学国际学术会议。三、体现了与西方学术一致的学术规范。四、美国红学从事研究者不乏翻译和创作经验。

　　综合来说，美国红学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红学研究不够全面和丰富。具体而论，除了“比较文学派”做出相当成绩外，其他考证、索隐等都较为薄弱。美国红学以方法为引导、以问题为中心，自有其长处，但由于不够全面与丰富，缺乏学科内的相互照应。二、和流行思潮、批评互动过密过遽导致理论先行。理论对应于历史和社会语境，是一种动态的生产过程，即以知识介入的方式在特定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中形成的由历时性经验到共时性话语的过程。是在相应的地域，伴随相应的思潮，针对相应的文本而发展出来，有类于“因病发药，随时处方”，理论从发源地被挪用，实质上是被“某种学术权威吸收、规化、非历史化到新的地域”。在挪用中，西方理论将失去原初语境中的过程意义，而只能以静态的知识文本形式介入《红楼梦》经验的阐发研究，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处。三、部分研究过于求新而失去延续性。美国红学有些研究虽然不无新意，但有颠覆传统，刻意“翻新”的倾向，忽视《红楼梦》文本中的情感、想象、审美个性等问题。在某些论作那里，文学性被放逐，文本分析只是作为理论的例证，《红楼梦》变成可以用西方理论拆解的对象，变成支持问题阐释的材料，把这些“材料”整合镶嵌到说明“寓意”“反讽”或者“女性主义”等理论框架中去。这样事实上也是背离文学研究的本意，是貌似新鲜的理论僵化，和“阶级分析法”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要警惕某些西方理论的基本概念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成为新的简单化的模式之倾向，这同样可能简化了红学，束缚了未来红学的发展。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03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