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千里（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学作为精神文化生产的重要形式，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进。与之相应，文学观亦呈现出传承发展、革故鼎新的多元图景。当前，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系统梳理中国文学观的递嬗历程，对于繁荣发展文学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四体”观主导的文学史书写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书写始终存在一个“元问题”，即“何谓文学”。按理说，研究对象尚不明确，研究和书写的基础尚不稳固，后续工作无从谈起。但中国文学史书写恰恰不仅没有摆脱这一“元问题”，反而因此获得了建构纷纭、不断递嬗的可能性。

　　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我国学术体系由“四部之学”转为“七科之学”，在此过程中，“文学”作为广义语言文化的一个分支专名，成为学人关注和辨析的对象。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将小说视为“文学”中“首屈一指”的文体，这既与“孔门四科”中的“文学”迥异，也明确与传统的文章之学割席。稍后，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提出“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又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强调非实用、非功利乃“文学”之“神圣”基础。

　　新文化运动中，上述主张得到进一步发展。胡适有《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有《文学革命论》，他们在批判桐城派过程中与传统文学观完全割裂。至20世纪30年代，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将“新文学”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分卷出版，在阐释其编纂宗旨时直言新文学贯穿了“文学革命”的精神，在整理、评价新文学取得的成绩时从理论建设以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诸方面着手，颇有为文学转型作一总结的意味。该书出版后产生很大影响，这种“新文学”观念也成为学界与文坛的主流范式。

　　就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书写而言，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新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开山之作，亦是20世纪50至70年代权威高校教材，其框架即为“文学四体”——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这部教材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各高校中文专业的教学及后续教材的编写。而作为理论形态的呈现，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是当时全国广泛使用的文学理论教材，其中虽指出文学体裁的分类不是绝对的，但仍认为四分法特别符合文学创作的实情，有利于我国的文学繁荣，并在书中采用了四分之说。上述两书曾是各高校中文系必修课长期使用的教材，对“文学四体”观念的“一统天下”产生了重要推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所变化。一方面，主流模式主张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应聚焦经典作家、严肃文学作品、主流思潮等，以“纯文学”为入史标准，以“文学四体”为知识框架，基本排除通俗、民间等文学形态以及应用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本位”“纯文学观”不时引发学界对文学史边界的讨论，不少学者提出了“文学扩容”“与时俱进”的主张。一些现当代文学史增加了通俗文学、网络写作等章节，古代文学史则调整文体之间比重，加大应用性质古文的研究。同时，分体式文学史、个性化文学史的编撰日益增多，与主流模式构成了补充或对话的关系。可以说，文学史书写的多元趋势折射的是文学观的递嬗，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生产，其与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并参与着后者的建构。

　　方枘圆凿的矛盾与知识固化之困境

　　当我们以“四体”范式梳理、整合我国两千余年与“文学”相关的活动时，方枘圆凿的冲突便凸显出来了。

　　鲁迅评价《史记》的那句名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恰切概括了《史记》的文体特征，即兼具史学与文学的双重性质。以脍炙人口的“赵氏孤儿”“霸王别姬”等桥段为例，作者以信史视之载入史册，但若加以推敲质疑，作为传奇故事来读亦无不可，或者径直视为小说也相去不远。那么，如果以“纯文学”绳之，文学史就只能将《史记》割爱了。问题不止于此。《左传》中鉏麑刺赵盾的精彩片段，同样是被质疑了两千年的话题，其核心在于“史学实录”与“文学虚构”的边界，进而引申为《左传》是否具备进入文学史的资格。不仅史传中存在与“纯文学”标准相抵牾之处，即便是国人习称的大文豪如韩愈、白居易，其《师说》《与元九书》等名篇佳作，能否进入文学史视野也成了问题。于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古代文学史领域出现了“大文学”“杂文学”等提法，试图消弭逻辑悖论，但新的理念更多停留在意义阐释层面，并未形成被普遍接受的可操作范式。

　　进入新世纪，随着互联网普及与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网络文学、有声读物、短视频、“二创”等泛文学文本以铺天盖地之势占据大众视野，形成了驳杂多元的文化样态，文学在多个维度发生巨变：创作主流由精英式的专业操作转向大众的日常文化行为；文本的四体边界、雅俗二元在跨介质、泛文学的大潮中日渐消融；传播的新质化、多样性对生产场域影响日隆，从而改写着文学的整体格局。这无疑对既有文学知识体系构成挑战。

　　简言之，舶来的“文学”观念，在百余年间曾推进了我国文学知识体系的建设，但伴随时代发展亦逐渐显露其缺欠。一是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割裂，以至于在面对诸多文学现象时凿枘不投；二是这一观念进入教科书后，知识系统逐渐固化，以至于在处理变化多端的新文化现象时胶柱鼓瑟，难以因应时代变局而渐失活力。

　　文学知识体系构建的自主视域

　　如何构建具有自主属性的中国文学知识体系，使其上承中华优秀文脉传统，下启文学发展的未来向度，并在数字时代实现知识框架的革新与重塑，已成为当下学界亟待破解的重要议题。

　　一方面，应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从中国古代文学言说中汲取精华。在我国文化传统中，无论创作还是理论，都有逻辑自洽的“文”的观念。如果我们能以理性、系统的路径，将“文”所承载的历史元素与深厚内涵融入文学观的阐释体系，或可为文学史书写中存在的内在矛盾与理论困境提供破解思路。循此思路进一步向历史纵深回溯，通过深度挖掘并汲取文学传统中富于传承性的审美特质与内在学理逻辑，有助于夯实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根基。以中文单字成词（单音节词如“山、水、天、地”）的特点为例，其对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句式灵活多变，单字成词可独立充当句子成分，也可自由组合为复合词，使句式长短错落，增强文本的节奏感与韵律美；既可以散行单句，又可以骈俪对偶，在句式变化中显示行文技巧，从而产生纯粹形式上的美感；同时，通过单字成词的组合，能用相对简约的文字传递比较丰富的含义，提升语言的凝练度。由于单个汉字往往兼具本义与引申义，写作中可借助这一特点营造含蓄蕴藉的表达效果，给文本带来张力，使阅读伴随“障碍赛跑”的趣味与愉悦。这一特点在中文写作中，既体现于“纯”审美意义的文体，也体现于实用性、应用类文体，在应用性中亦讲求“文”之技巧乃至美感。这些都是构建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挖掘利用的宝贵资源。

　　另一方面，应因应时代变化，立足中国文学发展实践，展开主动性的理论创新与体系调适。对此，已有不少学人从不同方向着手开展工作。比如，以“文化生产”视角重新定义“文学”的内涵及外延，将网络文学、视觉语言等纳入视野，强调“文学性”的跨文本存在，为文学史叙事寻求新的可能性；又如，将文学传播与接受机制纳入文学史叙事，体现数字时代文学史扩容新方向；再如，凸显史料语境、语言流变、民间立场或地域文化等角度，力求突破单一的现代维度及“文学四体”的观念局限。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我们应当回应快速更迭、纷繁复杂的文学与文化现实，开展主动性的理论创新与体系调适，从深化理论范式转型、拓展价值阐释维度等方面持续推进探索。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0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