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教育之窗】

　　普及化阶段“质”与“量”难两全

日本高等教育在鱼与熊掌间彷徨

　　作者：朱文辉（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迫切需要，日本高校的培养理念开始由“精英”教育向对“大众”开放转变。1947年，日本引入了美国的入学适应性检查，并建立了大学基准协会，以便在调控入学“准入标准”的同时，还对大学的创办进行质量监督管理。但是，日本大学基准协会构建的认证制度却并未得到有效实施和践行，甚至还导致大学创办的认证评价标准演变异化为“放宽政策”，一众私立大学开始林立，入学人数以及大学数量持续增长。这一阶段的高速跨越在推动日本高等教育步入普及化阶段的同时，也为高等教育“质”与“量”的协调发展埋下了隐患。

　　普及的大学与注水的教育

　　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以毛入学率为依据，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的划分为精英化阶段，在15%～50%之间的划分为大众化阶段，在50%以上的划分为普及化阶段。

　　作为非西方社会中后发追赶型的代表，日本高等教育仅用几十年便走完了西方国家百余年路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继美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国家，并于2002年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0.99%的水平进入到普及化阶段。而这种压缩式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达成，也为日本高等教育遗留下了“质”与“量”难以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宽进”固然可以扩大招生规模，而“宽出”却会削弱教育质量。日本压缩式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实现建立于“跨越式、超常规”地扩大招生规模基础之上。日本的大学为迎合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以降低入学标准为代价实现了招生数量的突破。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虽提升了适龄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却严重违背了高等教育和招生考试的内在规律，破坏了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力，为日后的高等教育质量危机埋下了隐患。

　　日本高校在扩大入口的同时，并没有围绕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对大学生实施严格要求，建立倒逼学生进步的“严出”机制，守好高等教育的出口关。缺少竞争的升学模式、难度减小的毕业模式，促成了日本高等教育“宽进宽出”的培养体制的形成。这种盲目放宽人才选拔标准，忽略过程性培养的“宽进宽出”模式，必然导致高等教育“质”与“量”之间的此消彼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学生自我松懈等一系列负面问题。

　　在日本的一些大学中，低门槛招生造成紧张感的骤然缺失，使很多学生入学之后便沉迷于玩乐，无暇学习和自我提升。日本高等教育“注水”的消极现象逐渐引发民众对高等教育体系的质疑和不信任情绪，社会舆论经常出现“大学即是游乐场”的批判性论调。因此，日本高等教育看似顺风顺水的普及化进程，实质上是通过牺牲教育质量而换来的跛足发展。

　　市场化的教育与大学精神的陷落

　　日本大学和学院的数量激增，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二战之后，为了满足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期盼以及满足资本寻找市场的需要，日本采取了扩张已有大学和学部规模或新办大学或学部的形式以扩张高等教育的整体规模。这一时期，日本私立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日本文部省于1956年制定的《成立大学的标准》中表明：“只要具备教员的组织、学校用地、校舍和教学设备等最低条件,就可被批准成立私立大学”。《成立大学的标准》刺激了日本私立大学整体数量的大幅增加，填补了国立大学数量上不足，平衡了专业结构失调的现实难题。但是，过低的私立大学成立标准，虽然带来了大学整体数量的增加，却也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上带来了很大的隐忧。

　　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日本奉行的是以国立大学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认为相对于私立大学，国立大学更具学术潜力和培养高端人才的使命，因此应肩负起高等教育“质”的提升的重任。而迈向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增量”的重担则自然落在了私立大学的肩膀之上，私立大学成为日本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的重要生力军。由此，日本便形成了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两轨并行、各具其职的“二元”办学结构。一些私立大学为了维持学校运转、增加创收、缓解资金压力，不得不采取扩大招生规模、降低入学标准等做法。这样的被动状态进一步加剧了私立高校办学质量的下滑和办学资源的紧张，并陷入到“质”与“量”的不良循环怪圈之中。

　　高等教育市场化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学精神”的陷落。大学精神被称为大学建设的软实力，是在文化与时间中淬炼出的历史积淀，反映着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办学特色，是大学发挥育人、科研、服务社会职能的内在影响力。然而，二战之后为满足社会发展与经济复苏的迫切需求，日本急速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行为，不仅造成了高等教育的“质”与“量”的失衡，还进一步强化了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精神的失落。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大学对于招生考试制度进行了自主调整，推荐入学等弹性化入学方式得到大范围的使用，让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求学者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有了更直接的关系。日本高等教育的育人使命被社会势力所绑架，大学精神的价值意蕴被经济发展所挤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日本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在增加普通民众入学机会的同时，也显著加重了社会、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压力与社会负担。这种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市场化的高等教育理念，本身就带有明显的阶级性与消费性色彩，不仅违背了高等教育民主化的倡导，背离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精神，还容易使高等教育变成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和跳板，引发了高等教育领域新的严重不平等问题。日本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大学精神的失落和本体价值的失守，不仅使得高等教育失去了应有的风骨与脊梁，也成为阻碍日本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诱因。

　　教育改革任重道远

　　高等教育的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如何在推动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同时保障质量的稳步提升，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日本为了解决普及化阶段所面临的“质”与“量”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大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力度。日本实施的高等教育“质”与“量”协调发展的改革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强化大学的教育机能，改“宽进宽出”为“宽进严出”。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幅增长。为了使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进入大学学习，日本采取了“宽进宽出”的入学政策。“宽进宽出”的入学政策使日本的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呈现迅猛发展之势，但是在质量上却出现了大幅滑坡。为了更为稳妥地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日本政府对《成立大学的标准》进行了多次修订，通过设置一定的标准对入学资格进行最低程度的规范，以控制招生人数，从入口处守好生源的质量关。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纠正“宽进宽出”的高等教育培养模式遗留的各种问题，日本还采取了在坚守学历测试分数的前提下，使学生选拔的标准和方法更加多元化的改革措施，以此进一步降低大学的入学门槛，广纳适龄学生进入适合其发展的高校，满足个人发展的差异性需求。

　　在坚持相对多元的“宽进”政策的同时，为了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日本引入了第三方认证和评估机制，通过大学基准协会评估大学的各个专业和学部是否设置合理的培养目标，并且具备保证目标得以实现的组织、制度与条件。同时，日本文部省也鼓励各大学进行自我检查与评估，要求各大学要及时关注学生学习全过程，切实履行自身教育职责，严格入学后的学业评价，充实大学教育课程，开展多样化、富有魅力的教学，以培养高质量、具有丰富创造性、能适应时代变化的各类人才。这些“严出”的改革举措，对日本高等教育“宽出”模式引发的教育质量下滑问题起到了积极的缓解作用，但“严出”对日本政府和大学提出的新挑战却远没有得到有效回应。

　　其次，采取私立学校资助政策手段，缩小“二元”办学结构质量差。为了解决高校整体规模扩张过快而导致的教育质量下滑问题，日本政府采取法律手段，严格控制高校特别是在普及化过程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私立高校的规模。整体而言，日本高等教育的“二元”办学层次结构中，国立大学办学质量较好，这类大学不仅学术风气浓厚、师资实力强大，科学研究能力也十分突出，关键领域的未来高精尖人才往往集聚于此。而私立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规模扩张的主体，则主要用以“增量”，并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更多资助，由此导致私立大学的整体实力与国立大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

　　为改变公私二元结构下的质量悬殊问题，维护私立高校健康发展，日本政府通过修订《私立学校法》，进一步提高了私立大学设置标准：“除政府认为特别有必要的情况外，私立大学与短大的新办、学部与学科的增设、入学定编的增加一律不予认可。同时，不再单纯追求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的提升，甚至要求在未来10年内，毛入学率的目标值要维持在40%，超额录取率要降到1.5倍”。在此基础上，为了加强对私立大学的资金援助和控制，日本还先后制定了《私立学校振兴财团法》《私立学校振兴援助法》以及《私立学校振兴援助成法》，旨在为私立大学建立多元化的资助制度，提升政府在私立大学的招生、培养、就业等工作上的话语权和控制力。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高等教育“量”与“质”之间的深刻矛盾，改善了私立大学的办学条件和科研水平，但依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源上改变根深蒂固的高等教育双轨格局。

　　再次，检讨和重塑大学精神，促进“高质量核心的形成”。日本高等教育在急速普及化的同时，也带来高等教育本体价值迷思的风险。为了化解所面临的风险，在高等教育进入急速膨胀后的平台期时，日本政府与理论界都在对大学理念进行检讨和重塑。只有重新思考高等教育传统价值与当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构建现代化的高等教育理念，才能更加清楚认识到大学整体实力的提升，不仅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和整体规模的扩大，而且要确立正确的高等教育核心价值观，特别是要形成质量过硬、治学严谨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精神——也就是日本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金子元久教授所说的“高质量核心的形成”。这就意味着，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不能脱离其本体价值而去追求跳跃式发展或者追赶式发展。相反，追求跳跃式发展、追赶式发展应该服从和服务于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战略落脚点，构建能够实现人类生命价值的知识体系，真正将大学作为人格形成与完善的培养皿。认清高等教育本质的目标，是在培养各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过程中促进个体知识的积累、增进个体理智的发展，达到个性完善与全面发展。以此发挥大学精神的引领作用，涵养不同学校的办学特色，重塑大学教育追求民主、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为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由“以量谋大”到“以质图强”的实现提供核心动力与深层保障。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2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