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春艳（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

　　作为陶渊明的“铁杆粉丝”，苏轼对陶氏及其作品可谓推崇备至，故萧统所编《文选》仅录陶作9首，自然引起其极大不满：“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又由于苏轼乃一代文学宗师、精神界的领袖，因此他对《文选》的贬抑，很大程度左右了当时乃至后世人们对《文选》的态度，并引发了有关《文选》录文优劣之争。后人或赞同，进行更尖锐的批判；或反对，为萧统《文选》作辩护；或将苏轼对萧统之讥，理解为“求全之毁”。然对《文选》选文作更全面的考察，我们却发现：录文评价并非纯粹的“是非”或者“对错”问题，而涉及“当时与后世”和“独见与共识”两大维度，亦即审美意识迁移与独见共识互转。苏轼之所以贬《文选》而扬陶潜，皆因其未注意到上述因素。

　　第一，录文评价与审美意识的迁移有关。所谓审美迁移，即文学作品在当时与后世之评价升降问题。概言之，《文选》选文至少包含三种情况：一是当时评价一般而后世享誉极高者；二是当时颇负盛名而后世趋于平淡者；三是在当时与后世皆保持较高声誉者。就第一种而言，若不能“以古还古”，则容易对古人及其选集妄加指责，而陶作即属此类。

　　首先，在苏轼极力褒扬以前，陶潜其人其作地位向来不高。陶渊明是东晋伟大的诗人，这是当代人的共识。然后人往往忽略的是，作为非主流的陶渊明及其创作，不仅在东晋南北朝间反响平平，甚至直到宋代苏轼以前（盛唐以后稍高），总体评价仍较为一般。前者例如，其好友颜延之所作《陶徵士诔》，只说他“学非称师，文取指达”；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提及晋宋时文人却不及陶；阳休之《陶集序录》说陶诗辞采“未优”；钟嵘《诗品》将其放到《中品》说：“世叹其质直。”可见，萧统选录陶作不多与陶氏在当时的地位是相符的。

　　其次，后人受苏轼影响，未注意到审美意识之迁移。苏轼是不遗余力推崇陶渊明的第一人。例如，他的《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说：“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书李简夫诗集后》又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甚至给其弟苏辙写信还要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众所周知，苏轼在文坛上影响力之巨，其时其后均罕有其匹。这无疑为陶渊明在当时乃至后世的文学地位，奠定了极好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他对萧统和《文选》的贬斥，则对《文选》的传播及地位产生了不小的持续性消极影响。如宋元之际的诗论家方回，不仅在《诗思十首》中对陶渊明评价极高，其《西斋秋感》之十七对陶氏的肯定和对萧统及《文选》的贬斥，也与苏轼如出一辙：“齐梁陈隋诗，真可以不作。至如晋宋间，渊明可无学？盲统集《文选》，似以刖报璞。后生今寒蝉，焉识独唳鹤。缅怀东篱间，用意极玄邈。”此后，直到清人尤侗、陈沆等评点《文选》时仍多用苏氏观点，对萧统《文选》贬损语气之激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上述受苏轼影响者，同样未注意到审美意识的迁移。

　　事实上，不仅古人，今人也多未注意到这一点，或因他们对陶渊明的认识与评价主要来源于苏轼。即这种从后往前看的评价，带有强烈的“后补性”，而不免导致人们在看陶氏时，往往带着由苏轼所引导的价值观，并因之对萧统及《文选》多有贬损。问题是，这主要是缘“情感的冲动”，而非客观的评判。因此，这并非萧统和《文选》的问题，而是后人忽略审美意识的迁移，以“今”衡古所致。

　　第二，录文评价还和独见共识互转有关。文学作品评价的升降，固然与时代变迁所致的审美意识迁移密切相关，但同时也和“独见与共识”始终共生，即“独见与共识”伴随审美意识的迁移而相互转化。就“共识”的层面来看，因为陶作在当时声名不高，故萧统收录不多。而随着时代变迁，到了苏轼那里，又被推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苏轼的“独见”。之所以说是“独见”，因其时对陶作有如此高的整体评价者，绝无第二人。那么，后人应如何看待苏轼这种贬《文选》而扬陶潜的做法呢？

　　首先，就后世评价与接受的层面说，苏轼主观性极强和带着强烈情感冲动的讥讽与贬损，确实对《文选》有一定的伤害。然而，就陶渊明作品价值的被发现，以及他在后世直至现在依然无比尊崇的文学地位来说，苏轼的推举，则可谓居功至伟。

　　其次，当我们从“共识与独见”的维度来看，可知苏轼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喜爱，实质正是基于他超越时代“共识”的“独见”，由此可见其识力之非凡。而这种“独见”，一方面由于苏轼文坛领袖的身份地位，影响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随着审美意识发生迁移，苏氏之“独见”又逐渐成了人们的“共识”，即陶氏其人其作之评价实现了共识→独见→共识的转变，这又是苏轼之论的价值。或许，我们甚至可以猜测，苏轼对萧统和《文选》的批评，未必全出于主观故意，而很可能受到其潜在的“独见”之影响。

　　此外，关于录文的评价问题，我们还需注意到由“独见”所致的普遍现象：众口难调。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人们在看待同一事物时，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文学作品的审美亦如此。不同时代的审美不尽相同，同一时代不同个体的审美也时有差异。如周敦颐《爱莲说》云：“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而这种现象，又古今无异。如刘永翔《钱钟书·程千帆·沈祖棻》一文曾说：“对许多众口一词称扬的作家或作品，槐聚先生并不心赏。如沈复的《浮生六记》，林语堂、俞平伯二公推崇备至，槐聚先生却称之为‘一部我不很喜欢的书’……黄节的《蒹葭楼诗》，陈三立、张尔田、汪辟疆等均赞誉有加，梁鼎芬甚至叹为‘三百年来无此作手’……而槐聚先生却说他‘号学后山，实则依傍散原，竭蹶张皇。散原尚能以艰涩自文饰，晦闻寒薄浅露，于是不通乱道处一目了然矣’。实际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偏嗜，所谓‘众口难调’是也。”刘先生这段话，恰恰道出了“独见”对录文及其评价影响之大。

　　由此可见，苏轼贬《文选》而扬陶潜这一行为，表面上是苏轼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认可和对萧统录文“去取失当”的批评，实质却牵涉到录文评价的两大因素——“审美意识迁移”和“独见共识互转”，而由此衍生出的种种问题，不仅在《文选》，在其他作品选集也普遍存在。明此，便知现当代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每多疏忽于出发处辨路向，而着力非在关键处。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1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