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述往】 

　　作者：徐小斌

　　智者刘恒

　　同为北京作家，我与刘恒认识三十余年了。他是真正的聪明人，智商与情商都极高。

　　实事求是地说，刘恒早期的任何一篇小说拿到现在，都是当代同题材一线作家们难以超越的。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小说与影视间游移，最后还是彻底走向了影视。

　　他不但极能写，还极能说，《贫嘴张大民》写的简直就是他自己！每年他在北京作协年终总结会上的发言，都是一道听觉飨宴，听者无不觉得悦耳洗心，最妙的是，每一个层面的人都觉得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就连最挑剔的人也不会觉得他的话犯忌，这实在是大智慧！

　　但刘恒绝非无原则的人。《集结号》获了那么多大奖，其实中途差点夭折，说是刘恒力挽狂澜一点不夸张：冯小刚率众弟兄杀红了眼，集体要求谷子地最后也壮烈牺牲，刘恒一听这话，立即从封闭写作的地方赶到拍摄现场，费了很大功夫说服冯小刚，才保住了谷子地一条命，也保住了这部电影——因片子始终贯穿集结号是否吹响这个悬疑，假如谷子地也死了，就没有人去寻求真相，故事也就无法成立。

　　与很多伪剧作家为赚钱组织团队不同，刘恒做电影非常认真，从《菊豆》开始，一部部都是他认真写出来的，他也绝不像我这样挑肥拣瘦。《张思德》是张和平找的他，这样高难度的电影也被刘恒写得风生水起，实在不易，紧接着是《云水谣》《铁人》，而后，《集结号》和《金陵十三钗》给他带来的巨大声望令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编剧”，这时他感觉到自由的降临，他开始写歌剧、话剧……《窝头会馆》和《乡村女教师》就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乡村女教师》首演他请我去看，并且很想知道我对此歌剧的看法。我是西洋歌剧的死忠粉，若干年前捷杰耶夫率团来华首演歌剧《蝴蝶夫人》，我竟然花了两千多元买了顶级的票去看，之后所有的西洋歌剧我从来没错过。说实在的，《乡村女教师》这名字就让我兴味索然，如果不是刘恒的作品，我是绝不会去的。万没想到，此歌剧真的不错，郝维亚的曲，刘恒的歌词，很讲究，完全是按照西洋歌剧的范式写的。大幕拉开，序曲响起，舞台深处风光如画，欢乐的小学生，劳作的村民们，孩子们快乐的歌声响起：

　　天空！慢吞吞慢吞吞慢吞吞慢吞吞，亮起来啦……

　　云雾！静悄悄静悄悄静悄悄静悄悄，藏起来啦……

　　刘恒的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他的认真。譬如签下《金陵十三钗》之后，他悄悄对我说，他为此专门去了一趟南京，经他考证，当时的南京根本没有基督教堂，只有一所东正教堂，而且关键是，当时的南京，所有的外国人都是在册的，如此，不好编故事。但最终，他排除万难硬是把故事编圆了。

　　最有趣的是曾与刘恒合作做了一把电视剧，刘恒是总顾问，庆邦是文学顾问，我是艺术顾问，题材是潘安。我们一行去了河南，去了龙门石窟又去黄帝陵，折腾一通。编剧是个很好的人，也是很棒的研究者，但是从来没有写过剧本。我也没客气，第一次开研讨会就质疑，其实是否掉了这个题材，但是投资方坚持要做。初稿被我毙了，二稿来了刘恒让我先看，我还是觉得不行，把审读意见发给他，他很赞成。他之前一直客气，但是这一次研讨会他亮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他表达的方式真的不能不让人折服，绵里藏针却又一针见血。

　　特别感动的是，一次我无意中跟刘恒抱怨我儿子性格过于内向，甚至有自闭倾向，刘恒非常关心，竟然给我儿子写了满满三页纸的蝇头小楷，夸赞他写的文章好，也指出了不足。后来，儿子的三篇系列散文发表在《北京文学》上，名为《少年之遇》。刘恒的原信，感人至深，现在仍被我好好保存着。

　　艾青坐着轮椅看展览

　　1990年8月里的一天，晴空丽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的中央美院画廊外面刷出一行斗大的字：“徐小斌刻纸艺术展”。墨迹未干，便有朋友们结伴而来了。

　　一切都依靠朋友，从经费到联系到布展到展出，仅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大约是爬格子的人搞刻纸，使人感到新鲜、好奇的缘故，观者甚众。留言簿上写了不少溢美之词，令人汗颜。报社、电视台纷至沓来。亦有美商想以高价购买我的几幅作品（这笔买卖自然没有做成，由于我缺乏商品意识，至今不曾打算出售任何一件作品），一时颇令人鼓舞。更令人鼓舞的是，艾青坐着轮椅而来，细细看了全部作品。

　　早就听说艾老学过美术，对民间艺术尤为喜爱，只是当时身体欠安，行动不便，大家都猜他未必能来。没想到艾老来了，而且是第一位观众。当他携夫人高瑛出现在展厅里，颤巍巍地在签名簿上写下“艾青”两个字时，我真的心存感激。

　　果然，艾老对许多展品都有内行的评价。当他看到《水之年轮》《沉思的老树及其倒影》等作品时，良久不语，最后看着我很认真地说：“你这每一幅都是创作，想法很独特，应当拿去发表。”于是朋友们纷纷问我刻纸搞了多少年，是不是有版画基础。也有更熟的朋友善意地嘲笑：“你呀，你可真是不务正业。”

　　刻纸纯属偶然。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一段时间对着“格子”的时候，忽然有了一种深恶痛绝的感觉，常常是呆坐半日，一无所获。百无聊赖之际，只好重新拾起“女红”——打毛衣、裁衣裳，等等。忽一日，无意间用削铅笔的足刀将一张废黑纸刻成一个黑女人，衬在白纸上，竟颇有一种韵味。于是收集了一批黑纸，用锋利的足刀精雕细琢起来。开始还打个小稿，试图藏上一点什么机关、什么寓意，后来索性抛却意念，随心所欲，心境空明地进入“准气功状态”。又有古典音乐相伴，刀尖上便悠悠产生了一种神秘的节奏与韵律。黑的沉重神秘与白的灵动幽雅构成了一个崭新的宇宙，我在这个宇宙中得到了暂时的休憩。这种创作非常让人着迷。由着迷而激发着灵感，由灵感而转化成作品，由作品而成为展品。

　　我常常在想，究竟什么是“正业”呢？我学的是经济，却走上了爬格子的路，后来又搞影视，搞民间美术——可谓杂乱无章，无“正业”可言了。可是，生活因此而丰富起来，生命因此而鲜活起来，这不务正业带来的一切，值了。其实，世上一切学问、一切艺术都是相通的，这道理古人似乎早就明白。舞剑和绘画有何关系？而吴道子观斐旻舞剑竟“挥毫益进”。听水声与写字有何关系？而怀素“夜闻嘉陵江水声，草书益佳”。更有打球筑场、阅马列厩、华灯纵博、宝钗艳舞、琵琶弦急、羯鼓手匀……这些与写诗有何关系？而陆游却因此“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

　　据说，人脑有若干亿个神经细胞。人从生到死，这些灰白色的神经元仅仅使用了很少的一部分，人有着许许多多的潜能未曾挖掘。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作为生命有机体，与应有的使用价值相比，是太微乎其微了。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大悲哀。人有时太注重目的，注重目的的结果往往是一生只能做一件事。专心做一件事，只要智力健全，一般都能成功。但这成功的代价，是一种巨大的心智的浪费。

　　我倒是觉得，从生命的意义来说，人应当敢于不断探索创新，虽然这样的人生很难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他将像飞鸟一般，既享受天空的轻灵高远，又享受大地的博大深沉。比起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我倒是更羡慕这样的人生。

　　而今，艾老早已作古，我再次想到他，想到他坐着轮椅看我的刻纸展览时，那专心致志的模样。

　　结缘李小林

　　上世纪80年代，我的经历充满了戏剧性，其中之一便是与《收获》的相遇。1983年我写了生平第一个中篇《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在宗璞的鼓励下，作为自然来稿寄去，竟然在一周之内就得到了请我去上海改稿的电报。最有趣的是，当时郭卓老师手持《收获》为接头暗号在车站接我，上了编辑部的木楼梯她就边走边喊：“接来了，是女的！”后来她告诉我，因为我的名字，编辑部曾对我的性别产生了讨论。这时李小林老师走出来看到我，热情地拉着我：“你多大？怎么还是小姑娘样的？”我们聊了很久，她问了很多北京作家的情况，正是那次，她托我给史铁生带话，后来也因此认识了史铁生。

　　李小林老师把我约到武康路她家里谈小说。我感觉她清高卓绝，却又诚恳谦和，她对小说人物关系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我——一个无名作者竟得到如此认真的对待，固执如我，也不能不彻底折服。那一天的大事是见到了她的父亲巴金。当时巴老从一个房间慢慢走向另一个房间，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蔼的笑容，尽管内心充满崇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甚至连一句通常的问候也说不出来——不知为什么，那时我觉得凡心里的话表达出来就会变味儿，我的心理年龄缺乏一个成长期，人情世故方面基本为零，甚至是负数。

　　我和小林老师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2013年，我为新作《天鹅》到上海做签售，去参观巴老故居。中午她带着女儿来到我住的宾馆，请我吃了十分丰盛的午餐，聊得特别开心，那是真正的、没有任何禁忌的畅谈。她还是像多年前那样亲切，说：“小姑娘长大了！”我心想，何止长大，已经变老了！时间，真是最可怕的敌人。

　　前些日子，我们通了一个长长的电话，小林老师依然健康，依然健谈，终于，我明白为什么我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了：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此一致。只有这样的朋友，才可能成为永远的朋友。这样的友情，甚至可以战胜时间。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6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