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军鹏（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急就篇》又称《急就章》，是成书于西汉后期的一部字书。全书原三十一章，东汉人增加为三十四章。《汉书·艺文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将《急就篇》的作者及编写时代等情况交代得十分清楚。

　　南宋的王应麟将《急就篇》的内容主要分为三大类：“始以姓氏名字”“次之以服器百物”“终之以文学法理”。如果展读全篇，可以发现虽然《急就篇》篇幅不大（以三十四章计，共2144字），其对汉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却是十分全面的。元代的戴表元称其“四民之业，百用之宜，靡不周究”（戴表元：《急就篇注释补遗自序》，《剡源集》，四部丛刊本）。沈元先生亦指出《急就篇》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沈元《〈急就篇〉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作为一部以教人习字为主要性质的字书，《急就篇》甫一编成即风靡流行。20世纪初以来在西北地区所发现的屯戍简中即经常见到写有《急就篇》内容的简牍，其时代多为西汉后期，与《急就篇》的编定时代几乎同步。这些简牍或为习字之范本，如敦煌汉简1972及2356等，一般写在三棱木觚之上，与《急就篇》首句中的“奇觚”相契合，且多书写工整，字距阔大疏朗；亦有书写片段文字的习字简，如居延汉简169.1+561.26、居延新简EPT48.78等，往往文句不全、书法拙稚，且常与其他内容混杂。汉魏以降，《急就篇》在社会上继续产生广泛影响。传世文献有很多记述，顾炎武总结称“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出土的汉唐间刻写《急就篇》文字的砖刻铭文、楼兰残纸以及吐鲁番古写本等亦可说明其在当时的影响之深远。更为重要的是它经受住了时代的汰淅，成为秦汉字书中完整保存至今的唯一一部，而西汉的《凡将篇》《元尚篇》乃至东汉的《劝学篇》《太甲篇》等则均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甚至诸多汉代字书的母体《苍颉篇》也在唐宋之际亡佚了（胡平生、韩自强《〈苍颉篇〉的初步研究》，《文物》1983年第2期）。

　　《急就篇》能够历两千年而不亡，以往学者们普遍认为与《急就篇》内容相对简单、篇幅适中以及与书法结合等几个因素相关（张传官《〈急就篇〉校理》，中华书局，2017年，《前言》4—6页）。这些判断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与章草的相互作用对《急就篇》的流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过除以上因素以外，考察《急就篇》本身所具有的特质，我们可以发现它是一部渊源有自而不故步自封、能够与时俱进的字书。

　　“汉承秦制”，据前揭《汉志》可知《急就篇》是在《苍颉篇》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篇中文字均取自后者。此时的《苍颉篇》是“闾里书师”合并李斯的《苍颉篇》、赵高的《爰历篇》以及胡母敬的《博学篇》而成的汉代本。李斯等人作《苍颉篇》的最主要背景是“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说文解字·叙》）。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书同文”价值，客观上要求其在选用文字时仔细斟酌，这与同时期《吕氏春秋》的“增损一字予千金”大概是可以相匹敌的。《急就篇》脱胎于《苍颉篇》，可谓根基深厚，从文字的编排及组合上大量吸收《苍颉篇》的影响。我们以目前公认保存最好的北大简《苍颉篇》（2009年入藏北京大学，一般称北大简）与《急就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如果从词或短语的角度来看，两书相同之处甚多。如北大简24、25相连的“荠芥莱荏”“茱臾蓼苏”两句之于《急就篇》第十章的“芸蒜荠芥茱萸香”；再如北大简18“笔研筭筹”之于《急就篇》第三十一章的“笔研筹筭膏火烛”等，此类例子甚多，不遑枚举。

　　但是《急就篇》对《苍颉篇》的接受绝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进行了宏观与微观上的调整。这些调整均结合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及语言演变的现实情况，与时代同步。

　　在宏观上，《急就篇》首先调整了句式。《苍颉篇》四字一句，其文字间的编排或具语法关系，如“苍颉作书”“以教后嗣”等，或为同义（或反义）、同类词的罗列，如“颛顼祝融”“黚黶黯黮”等。而《急就篇》则以七言为主体，杂有三言与四言。三言句均为姓名字，位于开篇几章，而四言句主要是史游原作之最后一章。而这又可与汉代七言诗歌的发展相表里。一般认为汉代的七言诗歌“更多的是七言与三言、四言相间的杂言。”（葛晓音《早期七言的体式特征和生成原理——兼论汉魏七言诗发展滞后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说明《急就篇》在编写时受到了当时特定语言环境的影响。类似的，与《急就篇》大约同时的水泉子汉简《苍颉篇》亦由四言变为七言，如“黔首[~符号~]康歌鼓瑟”“亲戚弟兄宗益强”等，其方法是在四言的基础上加上三字以顺续或疏解四言的文义。这种做法一方面是为了让文义更加晓畅，另一方面也与当时七言诗歌的发展存在密切的关联，而这与《急就篇》的句式变化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句式的变化，较之《苍颉篇》，《急就篇》还在文字编排上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前面已经提到汉代的《苍颉篇》是“闾里书师”合秦代《苍颉》《爰历》《博学》三篇而成，现在看来这个工作只是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对其内部的结构进行变动，这就必然会造成内容上的矛盾，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内容相关的文字会在不同的位置出现，如表示“疾病”类的内容在《苍颉篇》中的分布较为分散，北大简2“瘛癃痈痤”属于《苍颉篇》，简36“瘅热疥疠”则属于《爰历篇》，简39“疟断痥[~符号~]”又属于《博学篇》。而《急就篇》中相关内容均集中在第23章——这样的编排显然更加科学，且易于学习和接受。

　　在微观层面，《急就篇》对《苍颉篇》文字的替换也与秦汉时期日用语汇的变化相同步。北大简3“抑按启久（灸）”，水泉子汉简及新近公布的汉牍本《苍颉篇》“启”均作“开”，这显然是避汉景帝刘启名讳。马王堆帛书《脉法》有“用砭启脉者必如式”一句，其中的“启脉”即“刺破血管”（周祖亮《简帛医药文献校释》，学苑出版社，2014年，62页）。作为一种起源甚早的方法，砭法作为针法的前身已无可疑。在马王堆帛书的相关文献中仅见灸法与砭法而未见针法。《黄帝内经·灵枢·九针十二原》：“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明确提到以针法代砭法。而在西汉后期的文献中亦可清楚的看到“针刺”法在此时已经取代了“砭启”法，如武威医简记述刺灸疗法的简文均以“箴（针）”与“刺”连用。与《苍颉篇》“启久（灸）”相对应的《急就篇》则作“灸刺”，时代相近的武威医简25有“年过百岁者不可灸刺”一句。由“启久（灸）”到“灸刺”“刺灸”的变化表明：作为医用词语，“刺”在此时当已取代了“启”，而《急就篇》恰好适时地进行了替换。

　　再如北大简35“镜籋比疏”，《急就篇》相对应内容作“镜籢疏比”。颜师古注“镜籢，盛镜之器，若今镜匣也。”北大简整理者最初受《急就篇》的影响将“籋”读为“籢”（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04页）。然而《说文解字》谓“籋，箝也。”段玉裁：“夹取之器曰籋，今人以铜铁作之，谓之镊子。”说明“籋”可作“箝”“镊”之义解。汉牍本《苍颉篇》此句“籋”即作“镊”。检查汉魏文献，“镜籢（奁）”连用十分常见，而几乎不见“镜籋（镊）”一语。因此从“镜籋（镊）”到“镜籢（奁）”亦表明《急就篇》随着社会普遍用法的改变而对《苍颉篇》的语汇进行了替换。

　　应该承认，与时俱进并非保持《急就篇》不亡的唯一要素，但是其在《急就篇》的流传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则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学渐微”（亦顾炎武语），不过南北朝隋唐时期开始编定流行的《千字文》《开蒙要训》等无不受其影响，这些著作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此后千余年的童蒙教育。而《急就篇》经唐代颜师古、宋人王应麟等注释、补注之后逐步走上经典化之路，并以另一种身份在文化传播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