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

　　18世纪活跃在巴黎各文学沙龙的启蒙哲人梅西耶在《巴黎图景》中写道：“几乎所有书籍都出产自巴黎，即便它们不是在这里印刷出来的。一切皆源自于这个伟大的启蒙之乡。”梅西耶所言非虚，史学家们所谓的“书籍时代”在18世纪60年代左右登临西方文明舞台。出版业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在18世纪的法国得到了长足发展，巴黎则是法国无可争辩的文化出版中心。此时的巴黎在印刷作坊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印刷机和印刷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却有着显著增长。1701年，巴黎有51家印刷作坊，195台印刷机，职工人数280人。到1770年，巴黎只有40家印刷作坊，但拥有印刷机309台，其中包括新式的滚轮印刷机194台，职工人数928人。除了巴黎，里昂、鲁昂、波尔多、图卢兹、马赛以及政治飞地阿维尼翁也是当时法国重要的地方性出版中心。

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一家繁忙的印刷所。资料图片

　　据统计，从摄政时代（1715-1723年）到1789年，法国获得特许出版的图书共31716部，默许出版的共12610部。按照18世纪通行的书籍分类，在特许出版的书籍中，法律、历史和纯文学方面的书籍出版数量所占份额基本保持不变，但“神学”与“科学和艺术”所占份额颠倒了过来：宗教书籍从摄政时代之初占出版书籍总量的近1/2，降至18世纪80年代的1/10，填补它空出份额的是代表世俗文化的科学和艺术类书籍。这种趋势，在默许出版的书籍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其中，神学和法律书籍几近消失，纯文学、科学和艺术方面的题材占绝对优势。默许出版，是官方避免为有问题的书籍承担责任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这使得一些启蒙书籍的出版成为可能。

　　此外，构成法语阅读材料来源的还有盗版书和禁书。盗版书是对某种合法图书的盗印，它们构成了旧制度下书籍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养活外省印刷业的重要来源。禁书则指的是冒犯了现行的宗教或政治律条，或有悖于社会伦理道德，或攻击诽谤宫廷和显贵人士的书籍，多在法国境外的印刷所印行，主要是邻近法国的荷兰和瑞士。

　　由是观之，“书籍时代”的来临与启蒙运动的鼎盛时代（1750-1770年）大体同时发生。因此，在法国启蒙与革命史学中，立场无论左右，学者们皆宣称，是启蒙文人及其著作促成了18世纪法国社会思想气候的转变，为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弹药库。法国19世纪60年代保守主义学者H.泰纳声言：“启蒙哲学以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通过渎神的手册、袖珍神学和秘密兜售的色情小说，含有恶意的小册子以及晨昏传唱的讽刺诗和歌谣，集市的游行队伍和学院的高谈阔论以及悲剧和喜剧——向社会渗流和喷涌，从世纪初到世纪末，从伏尔泰的《俄狄浦斯》到博马舍的《塔拉尔》。”近百年之后，业已脱离19世纪学者个体化写作、转向体制与机制化的史学研究，给出的依然是类似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的法国“书籍与社会”学派，采用系列史的方法对18世纪法国书籍出版文类的变化进行大规模计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18世纪法国书籍生产的世俗化趋向——宗教书籍大规模减少与“科学和艺术”类书籍增加，是启蒙理性成长的明显征象。

　　这种观点认定书籍生产与启蒙理性成长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之链。然而，如果我们换种观察历史的视角，这种因果之链则有待商榷。要言之，从18世纪法国政治文化史的视角来看，在1750年启蒙大潮方兴，众多后来跻身学术圣殿的启蒙巨著尚未面世之时，法国社会思想气候的转变已经发生。从1749年到1757年，法国接连发生廿一税改革争论、围绕着“乌尼詹尼图斯”通谕的宗教争论和达米安弑君案，其间的公众舆论显示，批判性思维已有广泛的基础，传统的教俗权威非神圣化迹象也已有显著的表现。更进一步地说，18世纪50年代初的这些轰动性事件，很可能只是为人们表达自己的看法或判断提供了契机。也就是说，新的思想或看法不是在事件发生的瞬间就能形成的，事件只是刺激人们内在价值立场得以表达出来的直接动因，应该有更深层次的思想认知或价值观念，先于事件早已存在于人们的头脑当中，从而使人们作出这样的看法或判断。因此，18世纪中期法国社会批判理性特质的思想气候的形成，应该往更前的时间追溯。

　　17世纪的科学革命无疑是向前追踪的第一站。因为该时期发现的“众多确信的或可信度很高的、已经被证明或被预感的科学，为18世纪的思想提供了食粮、营养和力量”，其中最核心的便是批判怀疑和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抛开思想史，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考察，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存在显著的接续关系：17世纪科学革命的新知识及其内蕴的思维方式，是18世纪启蒙哲人知识创造活动直接的智识来源。如若将理性精神看作是现代西方文化传统固有的组成部分，那么其源头在哪里呢？可以追溯到现代西方开始孕育成长的中世纪盛期。自公元1000年以降，西欧历史发展呈现出的三大主导性趋势——经济社会的复兴、民族国家的兴起、教会与国家的分离，都开始促成理性精神的生成和成长。中世纪晚期伴随着法国北方勃艮第等封建宫廷的兴起，新兴的宫廷贵族对世俗文化享受产生出需求。继之而来的经济社会复兴，为理性思维的孕育成长提供了日常生活的演练场，同时也让世俗文化从狭小的宫廷向社会渗流。这一点从中世纪晚期西欧文学的演变轨迹中可窥一斑。在相续兴起的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和市民文学等文学题材里，人的情感、欲望和利益追求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直白的表达，是世俗与理性的精神征服领域不断扩大的征象。文艺复兴可以说是这种征象表达的第一个高峰，继后的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时代，一步步地推动着理性精神逐渐扩大征服领域——不可否认其间充满曲折顿挫，直至历经“双元革命”（即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长成参天大树，成为现代性的主流。

　　那么，此一观点是否意味着贬抑甚或否认启蒙的意义？回答是：“决非”。相反，启蒙运动接续科学革命开掘的新知识及其思维方式，将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社会意识中的理性化趋势，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推向前进，是理性主义上升为现代性主流之路上的关键一步。那么，又怎样看待书籍时代与启蒙的关系？西欧社会意识经过长达数个世纪缓慢累积到18世纪臻于爆发的时间节点，书籍时代的来临为新知识、新思想和新的思维方式在社会中更大规模、更广泛地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媒介。因此，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18世纪启蒙运动，是西欧自中古晚期到现代持续的历史进程上的一个节点，前者孕育在后者当中；此时恰好到来的书籍时代，为启蒙精神的传播与扩展提供了利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又如何去解释“启蒙创造了革命”的经典论题？对于这个问题，法国文化史名家夏蒂埃的解释或许更贴近历史的真相：是革命创造了启蒙，而非启蒙创造了革命。革命者们在话语竞争和构建合法性的过程中，从先前的哲人那里寻求思想资源，“赋予某些启蒙著作先驱性和纲领性的意义，将这些著作构建为它的起源”。启蒙哲人鲜有倡导革命，他们期望的是运用理性促进人类的文明化进程。今天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启蒙—革命”因果逻辑，是史学家们根据历史已然状态进行构建的结果，包含着浓厚的目的论色彩。设若身处1789年之前的法国，人们一般难以预见法国将要以革命的方式艰难完成政治的现代转型。而且，从实际发生的历史来看，革命的爆发更多是法国旧制度结构性与政治性因素的辐辏，即17世纪确立的绝对主义体系，是在封建传统基础上改造的一部机器，重房架屋运转不灵，难以适应18世纪欧洲民族国家间竞争加剧的情境，从而使得旧制度在财政、税收、军事和信仰等各个方面陷入无休止的内斗当中，最终导致政府权威的崩溃。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2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