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劳尔·得·阿里巴（Raúl de Arriba）

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经济政策和公共经济系主任、教授，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知名学者，著有《中国》一书。

肖连兵

光明日报社国际交流合作与传播中心秘书长。

　　“一带一路”为共建国家提供了经济发展动力

　　肖连兵：尊敬的阿里巴教授，您一直关注中国。近10年来，中国在国际合作领域最令您关注的事件是什么？

　　阿里巴：当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我本身的研究方向就是国际发展合作。只要我们希望过上体面的生活，经济发展就会是任何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重大难题，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在最好情况下，经济增长可以成为发展的工具，但是它们属于不同的范畴，发展还取决于其他因素，比如收入和消费的起始水平、工作条件和收入分配、环境等。因此，国际发展合作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不仅关注商品和服务，还关注教育、卫生、社会制度、环境、国家间关系等多个方面。全球化使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国际合作不再仅仅是团结的问题，而是共同利益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追求各国人民都能过上富足的生活，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国际合作发展观的新型合作理念。

　　肖连兵：您对在沿线国家开展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有何评价？

　　阿里巴：近年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非常重要的投资活动，投资不仅限于亚非拉国家，而且还有很多西方发达国家。这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外交等多个领域带来了新的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中，建立基础设施网络是连接世界贸易的关键，中国有意加强参与或组织全球价值链，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变得尤为重要。毫无疑问，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使中国的发展更具活力，也为投资目标国提供了经济发展动力。它还有助于建立或加强贸易一体化国际联盟，接受投资的国家也加强了其与中国的关系。但是，中国在传统意义的受援国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美国和欧盟的一些担忧。这是毫无必要的。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积极因素不容置疑

　　肖连兵：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动脉项目，您对它的作用如何看？

　　阿里巴：中欧班列使得中国制成品由中亚运往欧洲各地。实际上，在全球航运危机期间，在航运成本飙升和世界各地港口拥堵加剧情况下，中欧班列这样的运输网络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我曾经说过，考虑到中国贸易的重要性，“一带一路”倡导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包括亚欧铁路，对连接世界贸易和全球价值链至关重要。“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积极因素不容置疑。

　　肖连兵：在您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吸引力在哪儿？

　　阿里巴：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各国在各个层面保持着政治、文化和经济联系，特别是商业、金融和国际发展合作方面的联系。许多西班牙跨国公司占据着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的银行、能源和其他行业的重要位置。美国也是如此，它在该地区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进行了大量投资。然而，经过多年与西班牙和美国的发展合作和经贸往来，拉丁美洲的发展结果并不令人满意。该地区无法解决其结构性问题，贸易逆差和外债持续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对华贸易、争取中国投资至关重要。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现代化项目备受拉美各国欢迎。“一带一路”倡议使得拉美国家可以选择更多的合作伙伴，减少对美国和西班牙一贯的依赖，对传统合作伙伴有了更大的谈判能力，也迫使传统合作国家在拉美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来维护其既往地位。所以，“一带一路”倡议对拉美地区实现良性竞争、获得融资都有着重要意义。

　　疫情防控期间的贸易中断、俄乌冲突和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均表明，国际安全是全球化发展的核心要素，全球价值链的安全保障已经成为企业管理者关注的重要议题。这不再只是一个以低价格获得投入的问题，而是确保生产链永不中断的问题。所以西方国家开始争论重新布置生产和再工业化。

　　如果西方政府不干预，这种转变并不容易。为实现这一转变，西方政府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包括征收高额关税、限制进口数量、实施产业政策。但即使这样，去全球化也不容易。今天生产活动比50年前复杂得多，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而且，西方消费者仍需要多样化、现代化和廉价的消费品，企业家们希望产地和供应商既廉价又安全。而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简而言之，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全球化。全球价值链会更加紧密，但国际产品价格可能会提升，这是寻求国际安全的代价。

　　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是不正确的

　　肖连兵：请您谈谈对疫情后欧洲和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

　　阿里巴：未来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属于“灰色地带”。欧洲和全球的经济形势一直都很复杂，而且问题不断增加。任何时候一场大流行病的暴发都不是时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疫情肆虐可谓雪上加霜，未来的形势真的很难评判。

　　这场危机是世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的。在疫情面前，我们并没有采取新的方案，而是维持原来的做法——我指的是欧洲和美国中央银行所采取的做法：向金融系统大量注资，并从银行购买更多的公债，间接支持公共财政等，同时继续增加全球债务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大流行病的出现，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健康危机，也使全球供应链面临新的压力，导致生产下降和物价上涨。新一轮危机使得社会问题激增，失业、贫困和不平等所导致的冲突层出不穷。同时，税收减少和公共开支激增，增加了公共债务。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加严重。疫情一开始，就有100多个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财政援助。

　　西方政府原本的计划是，逐步通过货币刺激，依靠经济增长来减少公共赤字，政府运用公共开支来稳定经济。但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原本的危机尚未化解，西方政府被迫进一步增加公共开支，所以欧洲和很多其他国家的公债在无节制地攀升。

　　实际上，我们正在经历着自1929年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100多年来最大的全球健康危机，我们现在还面临着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战争危机。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与全球价值链的联系都非常紧密，两国都是世界天然气、石油、关键原材料、粮食和化肥生产大国，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当今，地缘政治分歧逐步凸显，对立分裂等不确定因素使得我们很难找到协商一致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全球性挑战，世界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冲突而不是合作。

　　但我们仍然需要以合作的态度来面对所有的挑战。面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国际税收、国际收入分配、移民和能源转型等，我们需要重新制定国际条约。简而言之，我们不能仅仅关注经济增长的数字而制造一个系统性的全球债务泡沫，我们需要的是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图①：由中远海运运营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3号码头。新华社发

　　肖连兵：面对当今世界出现的危机和挑战，您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走什么样的道路？

　　阿里巴：我需要澄清的是：所谓新自由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政策举措，与发达国家自己当时的做法正好相反。在工业化时期，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国家支持和干预下实现的。关于这一点，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在他的经典之作《踢走梯子：历史眼光下的发展策略》中有很好的阐述。

　　但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却提出，贸易和金融必须实行自由化，国家产业政策必须取消，这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但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失败的。在推行“华盛顿共识”十几年之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需求也没有得到满足，这个共识反而完美地回应了跨国公司的扩张需求。

　　以韩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它并不能用“华盛顿共识”的模式来解释。相反，韩国的工业和经济发展是基于国家支持关键的经济部门和有计划的外贸战略来实现的。另一个成功案例就是中国，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关联不大。中国通过国家规划和支持工业发展，以及技术创新战略来实现经济的大跨步发展和减贫。

　　这些例子清晰地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是不正确的。在一些特定产业和紧密价值链中，制定发展规划，国家有必要的干预和支持政策，都是正确的选择。通过国家支持和有选择的对外贸易，能够使收入和财富得到更公平的分配。

　　世界仍需要以合作态度来应对所有挑战

　　肖连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此，您有何见解？

　　阿里巴：我非常赞同这个理念。无论是流行病还是经济发展，或者是气候变化、移民、世界和平等诸多问题，都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我们需要共同面对世界上的机遇和挑战，共同努力来克服难题。

　　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国际经济政策可以由国际组织或者通过协调各国政策来完成，但现实告诉我们，很多国家都不愿意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让出部分自身利益。例如世界贸易组织，虽然是具有国际规范能力的组织，但现在看来，它在制定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称不上成功。再如欧盟，虽然欧盟长期努力协调成员国在各种问题上的利益，但是将国家权力让渡给超国家机构得到的却是不平等的结果：只有少数强大的成员国，特别是德国才有能力维护自身利益。

　　事实上，现今的国际组织越来越难以协调各方面的矛盾，就重大的挑战达成有约束力的全球协议似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发展合作和国际税收等引人注目的问题上，虽然达成了最新协议，但实际上没有约束力。近年来，产生较强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始终是存在于少数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协议。通常在区域范围内，一些国家很容易找到共同利益，但解决的并不是全球性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必然选择，我们要避免地缘政治的不良竞争。

图②：8月1日，农民在泰国黎逸府操作大疆农业植保无人机。新华社发

　　肖连兵：《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大功告成，但《中欧投资协定》目前却在欧盟搁浅了。对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您怎样看？

　　阿里巴：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需要构成一个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的合作框架。从双方的贸易成交额就可以看出，双方经贸合作发展潜力巨大，这一点无须再过多强调。《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的签订非常有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说明双方都在为更好的贸易环境而努力。但双方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中欧投资协定》还没有获得欧盟批准。

　　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双方都需要对方，并从经济合作中相互获益。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欧盟非常依赖对中国电子、化工、矿产和医药行业的进口，双方的交换价值约达到7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仅仅代表了数量，也代表了未来的相互依赖程度。欧盟需要大量金属和稀土来成功实现能源转型和数字化驱动（风力涡轮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和半导体等），这些材料大部分来自中国，而且这种依赖性未来可能会增加。中国的出口增长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国家的购买力，中国也需要欧洲的工业制成品。从每年2500亿欧元的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来看，与欧洲贸易的结果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欧洲也是很多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所以，双方建立并长期保持和睦友好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非常佩服中国共产党制定中国经济发展方略

　　肖连兵：中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您如何评价这一成就对中国和世界的重大意义？

　　阿里巴：中国的减贫成就令人印象深刻。这要归功于卓越的经济政策造就了非凡的经济发展，这是传统的西方自由主义无法相比的。坚定的国家路线、成功的产业政策和对战略性企业的公共补贴，被证明对经济发展十分有效。所以，中国经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范例。我重申，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的成功毋庸置疑。

　　肖连兵：您对近10年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如何评价？

　　阿里巴：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非常佩服中国共产党制定中国经济发展方略。就我所知，中国的新发展政策以内生增长为基础，利用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扩大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方向是正确的。此外，追求先进的技术和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目标也都是非常明智的。不可否认，中国的防疫工作是非常高效的，尤其是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的防疫举措值得赞赏。

　　肖连兵：中国共产党提出新发展理念，您如何看待？

　　阿里巴：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意味着经济增长的目标要服务于社会、环境和国际社会，即经济增长需要惠及整个社会，必须尊重环境，也要促进其他国家的发展。中国过去几十年里一直非常重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新发展理念标志着中国的增长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将重点放在增长上，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欧洲，经济政策试图将资本积累和社会福利相融合，后来又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的新发展理念非常受欢迎。如果“一带一路”建设和新发展理念能够有效结合，其积极影响自不必多说。这种积极影响不仅有利于中国，也非常有利于其他国家。

　　肖连兵：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举行，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您对中国前景有什么预判？面对中国的新发展，世界的新机遇何在？

　　阿里巴：中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十分明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在未来几十年内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事实上，中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GDP增长率。现在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旦中国跻身中高收入国家，就意味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就不可能再以廉价劳动力来吸引外资。这种情况正开始发生。中国如果希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技术创新，完成出口结构向高附加值产品的飞跃，并满足日益庞大的国内中产阶层的需求。实际上，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非常重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分配制度的改革也相当重要。收入高度集中于小部分人手中会阻碍形成庞大的中产阶层，也就无法培育充足的内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拉美国家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所有人来说，中国最终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是一个大好消息。我相信，中国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

　　（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国别区域研究博士生张萌翻译）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25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