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硕

　　多少次，看着这些泛黄的照片，我们想象他们的音容，试图将他们的经历、作品，粘贴进史书的册页。回顾85年前延安电影团成立的那个秋天，仿佛是一次灵魂的远征。

　　穿过岁月的雾霭，往事还不曾走远。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年轻人或早或晚，从不同地方出发，将当时最前卫的摄影技术带到了红星照耀的地方，成立了延安电影团。这是一所朝气蓬勃的学校，更是一座淬炼青春的熔炉。后来，人们经常用一个饱含温情的词语来比喻它——“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

太行山上的司号兵。徐肖冰1940年摄于晋察冀根据地

　　在信息闭塞的山坳里，一块块铺开的幕布，给千千万万边区百姓点燃了梦想；在国家危难之际，一块块铺开的幕布，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家国忧思和信仰、瞩望。袁牧之、吴印咸、钱筱璋、徐肖冰、吴本立……在物资匮乏的境遇中，这群穿越烽火的影人以一种顽强的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历史风烟中珍贵的人物群雕。

　　袁牧之和吴印咸，一个是才华横溢的导演，一个是追求进步的摄影师，他们在上海合作了当时最卖座的影片《马路天使》。然而抗战的爆发让他们面临着人生的抉择。吴印咸来到延安，原本只是为了拍摄纪录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然而正是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他为自己曾在电影《桃李劫》《风云儿女》中发出的诘问找到了最生动有力的答案。在延安，能感受到火热的革命激情，这里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立志救国的吴印咸。他发现自己再也离不开这里了，于是请求组织停止发放每月120块大洋的专家费，和大家一样领取每月5元边区币的干部津贴。

　　吴印咸不是个例，一群西装革履、向往自由、个性鲜明的文艺青年踏上了黄土高原，换上了土布制成的八路军军服。“天下人心归延安”，这是一种精神的感召。他们虽然经历了物质生活的极大落差，却得到了精神世界的彻底解放。深厚的黄土、滚滚的延河、高耸的宝塔、错落的窑洞，还有空中不时飘来的歌声……这里的自信明朗与国统区的死气沉沉截然不同。

　　早在延安电影团成立前的几个月，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就科学地预见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如果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落到振兴的转折点，那么，延安电影团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忠实记录者，在他们留下的那些照片和影像里，珍藏着近代中国最令人难忘的视觉记忆。

　　他们的镜头里，有延安在大雪覆盖下的安详，有延河冰雪初融的春意，有翻身的陕北老乡喜上眉梢的面容，有傲然挺立在树下的持枪哨兵的剪影。他们拍出了《兄妹开荒》的生动，也拍下了《红缨林立》的英武。他们用简陋的设备一丝不苟地工作着，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影像风格，让人们至今依然能感受到影像的内在张力和审美价值。这些作品并不是教科书意义上的摄影文化，而是一种新的斗争武器，是扎根泥土中汲取生命养分的实践智慧——它用革命现实主义的眼睛，捕捉着这片土地中潜藏的巨大能量；它用革命理想主义的观照，代替了浸泡在苦难中的哀叹，给身处暗夜的人们带来了光亮。

　　纪录电影《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后改名《南泥湾》）的摄制，可谓“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吴印咸把过期很久的正片当底片用，一共拍摄了1500尺，使用了1300尺，创造了电影拍摄的奇迹。没有洗印条件，就一担一担地挑来延河水，澄清后进行显影冲洗；没有录音设备，就借来手摇马达、扩音器、留声机、音乐唱片，用土办法做成了有声电影。他们将高超的艺术水准、惊人的创造力与昂扬的革命激情融为一体，一切艰难困苦都被信心与执着所化解。电影片头出现了毛主席的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八个大字不正是记录者和记录对象的写照吗？

　　“摄取战争的真相，不怕鬼子的刀枪。踏遍了华北的战场，几经寒暑来到太行山上。有了你这样英勇的战士，中华民族决不会亡！”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用诗一般的语言，把至高的评价送给了这些“在摄影机后面观察历史的人”，延安电影团无愧于“人民电影先锋”的称号！

　　苦难与辉煌化作了永恒的记忆，这些用生命记录下来的镜头历久弥新，在时光的打磨下有了勋章般的庄严和凝重。而今，新的文化使命在召唤，我们已经听到前方清晰的足音。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0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