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在北宋“交子”产生以前，中国的货币形态经历了从商品货币到金属铸币的演进。与不同时期黄金、绢帛等高价值货币的流通相伴随，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实施“半两”钱制度，直至“交子”产生之前的1000余年里，日常市场交易一直流通着圆形方孔的铜钱。黄金、绢帛和铜钱铸币，在货币形态上均属实体货币，其流通依托商品的实体和铸币的币材价值。北宋成都产生的“交子”作为纸做的货币，本身却没有价值。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形态，本身没有价值的“交子”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实现和承担原来为实体货币所承担的货币功能呢？它是当时信用关系发展的结果，服从市场规范，构成“货币的本质是信用”的重要例证，还是服从社会规范，由当地特有的信任机制催生出来？为何民间“交子”不能永续流通，原有的机制怎样被打破，发展为官方交子？探讨北宋成都民间交子产生的信任机制以及“官方交子”发行的历史意义，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宋交子铜版》拓片及题跋 资料图片

　　益州民间“交子”产生的信任机制

　　关于“交子”在民间的产生，经历了单个交子铺到16户富商联合发行的过程。宋代史学家李焘称，“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其具体的情形，宋人李攸在《宋朝事实》卷15《财用》中称：“始，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縻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时，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致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拦约，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贫民。”

　　作为最为翔实的“交子”起源文献，这里详细论述了“交子”的发行和流通原则，并指出“交子”产生的直接动因，是因当时益州流通的“铁钱”携带不便。揆诸历史事实和货币形态演进的规律，“交子”的诞生，是经济发展、技术革新、成都铁钱专区的货币条件和信任网络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这四个因素的作用和地位却各不相同，它们被下述两个问题制约：第一，纸币何以最早产生于中国？第二，纸币何以产生在成都？

　　经济发展层面，唐代中期以后，中国迎来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高峰，伴随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饮茶习惯的养成，交易模式从秦汉以来的官营盐铁专卖向茶、绢、米日常用品的交易转换。分散生产茶绢米的小农卷入市场，铜钱使用者从坊市的城市非农人口扩展到草市镇的广大小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铜钱短缺，催生了唐宪宗时期的“飞钱”汇票工具的创新。这种压力在北宋更加凸显。经济发展体现出零细货币的不足，同时频繁的远距离贸易所需的大额支付的牵引，酝酿着货币形态的创新（李埏：《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载邓广铭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行在会子库”版 国家博物馆藏

　　技术条件上，与纸币产生直接相关的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划时代改进。在造纸术上，北宋时期实现了从草本植物向木本植物原料的转换，用“构树”（楮）皮木本纤维制造的纸张，消除了草竹纤维造纸易于浸染的缺陷，精湛“抄纸”技术制造出造币专用纸。同时，雕版印刷得到了根本改进，形成了江南、福建和四川几个发达的造纸和印刷的核心先进区（参见谢元鲁：《宋代四川造纸印刷技术的发展与交子的产生》，《中国钱币》1996年第3期）。

　　四川铁钱专用区对交子产生的催生作用，是宋人特别是南宋士人的普遍共识。唐末的铜钱短缺，形成五代时期蜀境的铁钱使用。作为五代时期的消极遗产，辅之北宋中央政权的边防和铜钱偏重中原的权衡政策，四川形成北宋的铁钱专用区。关于铁钱的使用给经济生活带来的不便，北宋名臣吕祖谦称，“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履赍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于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推移，不可以携持”（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7）。

　　上面三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可以解释纸币为什么最早产生于中国，当时中国独有的造纸与印刷技术尚未传入欧洲，独占领先的技术条件。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因素，却难以解释“交子”纸币何以产生在四川成都，而不是北宋的其他地方。

中统元宝交钞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四川铁钱区的特殊货币环境是成都产生纸币交子的关键原因，作为宋人的共识，其合理性究竟何在？曾任官广州的南宋人杨冠卿称：“皆曰蜀之铁与此之铜一也，而不知其二也。愚闻蜀之父老曰：铁之为质，易于盬坏，不可以久藏如铜比也。是则铜者，人之所贵；铁者，人之所贱。故蜀之铁与楮并行而无弊。”（《客亭类稿》卷9《重楮币说》）原来，铜钱和铁钱尽管有价值的高低差异，都能充当流通手段的职能。问题在于，就币材的性质来看，铁钱易于腐蚀锈坏，不宜持久均质保存，难以实现铜钱所具有的储藏价值功能。正是铁钱只能承担流通手段职能的特性，其本身的低价值更加接近无价值的纸张，在货币使用者的观念里就更易于用纸张来代行其流通手段职能，实现货币的符号化。南宋将领李纲称，“窃谓交子之法，行之于四川为有利，行之于他路则为灾。四川山路峻险，铁钱脚重难于赍絜，故以交子为便……”（李纲著，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104《与右相乞罢行交子札子》，岳麓书社2004年版）。在李纲看来，四川道路特别艰险，铁钱的价值又更加低贱，凸显其难于携带的缺陷，使得四川更适于使用纸币。

　　近年来，经济金融学界有一种货币起源的“债务说”，主张货币起源于民间经济主体的债权债务关系，货币是用来解决债务清算而发明的一个工具。在交子的解读上，经济史学者加藤繁称“交子”如同唐代“柜房”开出的存款凭证，它如同期票或本票，流通起来就是货币。而这个“交子”，相当于一个债权凭证，体现着柜房作为债务人和交子持有者作为存款者债权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就是一种信用关系。然而，信用货币中的信用，不是汉语中“说话算数”的讲信用。今天金融学上的信用是借贷（Credit），交子产生的动因并非借贷活动。历史上铸币质量上的缺损，亦非体现了借贷关系的信用，它是作伪减重的非法行为。而且，并非所有“纸做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是货币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近代银行制度逐渐完善的19世纪，信用货币体现为现钞（硬币）+存款货币（支票），除了现钞要求具有准备金之外，存款货币（可开列支票的活期存款）是银行创造出来以自身为债务人的新型货币形态。严格说来，以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的退场为契机，完全信用货币时代方才到来。可见，“货币的本质是信用”的论断只适应于信用货币时代。

　　事实上，信任机制才是我们认识交子产生动因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交子”而言，即使其“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的发行方式体现出债权债务关系，在没有法律和契约约束的情况下，只有靠熟人社会或行业团体的信任机制来维系。我们知道，正是由于茶商南北贸易的活动，在唐代后期产生了具有汇票性质的飞钱。宋人反复声称，交子的产生源于“飞钱”的遗意。然而，“飞钱”与“交子”具有重要的区别，前者是人格化的汇票，它的使用限定在具有真实业务往来的铜钱收纳机构（便钱务）与汇款人之间，而交子的使用具有普遍性，“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交子的使用超越了具有业务往来的实名用户，成了一般性的价值符号。它的公信力，便来源于使用交子的四川成都地区的信任网络。

　　事实上，四川民间交子的最初登场，与茶商为中心的四川地域的信任网络密切关联。目前没有茶商参与交子发明的明确记载。如前所述，唐代后期“飞钱”的产生与茶商的茶叶贸易活动直接相关。宋人眼中导源于“飞钱”的“交子”，其流通与茶商活动的密切关联，也明确体现在宋人的文献中。时任右司谏的苏辙在讨论四川交子的价值问题时称，“蜀中旧使交子，惟茶山交易最为浩瀚。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注：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只卖九百以上）。此省课之害，三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6）。可见，北宋四川交子的使用，主要集中在茶商的大额交易。而四川茶商集团活动的大环境，是地理上相对封闭的四川地区，在这个可以确定边界的范围内，打白条的行为易于发现，信任网络的特定活动易于达成目标。正是茶商团体内部的信任网络支撑了交子的发行和流通。

　　交子的出现，是服务于大额交易的需要。当时四川境内货币的使用，便是小额交易的铁钱和大额交易的“交子”的组合。交子的最初使用，可能仅限于从事大额交易的四川茶商集团之类的商人范围之内。这种行业共同体的信任机制，是“交子”这种无价值纸币得以流通的制度条件。“交子”一旦作为独立的货币流通起来，便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形成铁钱实体货币之外的一个力量，在服务大额交易的同时，也可能行使着弥补货币短缺的功能。

　　撇开其他因素，“交子”唯独产生于中国的成都地区，除了铁钱专用的压力起到的推动作用之外，四川相对封闭地域之内茶商集团的信任网络，是交子替代铁钱行使流通手段职能的关键制度条件。充当流通手段的“交子”纸币的产生，与其说是市场规范的产物，不如说是四川专用铁钱的特殊货币环境下，当地社会规范作用的结果。正如马端临所说，“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等点校：《文献通考》第1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

　　官方交子发行的必然性及其历史意义

　　四川交子是民间经济主体适应交易需要的自发创造。西方的民间铸币经验表明，铸币税是民间主体发行铸币的基本动力。那么，益州民间交子铺的发行动机何在？如果按照宋代省陌制的规则，一贯兑770文的话，每贯收取30文为纸币发行费，那么相当于3.9%的铸币税。交子铺不是单纯的独立机构，而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的兼营事业，商人们完全不能满足于这种些微的利益。其“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挪用收纳的铁钱从事其他营业行当，才是发行交子的更大动机。更有甚者，由于交子发行和兑现具有时间差，一些不法分子“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致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拦约，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贫民”。

　　在纸币使用者一方看来，纸币的公信力来自信任网络下的共同信念，而这种信念共识的基础，是一系列硬性的制度约束，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交子的兑现功能。兑换功能的正常实施，必须有合理的现钱准备安排，有充足的“本”，“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9）。然而，即使是最为完备的十六户富商联保发行的阶段，也存在着不能兑现的风险。交子的制度设计，收入铁钱便发放交子，实际是以交子作为相应大额铁钱数额的货币兑换券。交子的发行并不意味着铁钱完全退出流通，铁钱在流通中依然使用，这为交子发行者的挪用提供了现实需求。而在纸币价值稳定和需求强劲的时期，交子相对独立，与零细铁钱并行流通，客观上并不需要交子与铁钱在数额上一一对应，这又给发行者提供了挪用铁钱实体货币的可能性。由于交子持有者通常不会同时兑现，在不需要百分之百兑现准备的情形下，问题在于如何在时间和准备的比例上进行合理设计。事实表明，民间交子发行者经常面临不能兑现的风险，交子的生命力受发行者“生存约束”的制约，短命交子成为民间交子流通时期的常态。

　　风险是恒常的。就交子挤兑风险的民间解决方式而言，必然的选择是相应的交子发行者破产倒闭，利用市场淘汰产生出新的能更好地从事交子发行的民间主体。破产损失由交子发行者和交子持有者（或者使用者）共同承担，在发行者资不抵债的情形下，则由持有者承担，这是市场自律的合理现象。然而由于发行者的挪用以及交子的伪造，交子使用者与发行者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聚众争闹”往往演变成社会治安问题。钱粮和刑名是古代中国地方行政的基本内容，随着四川民间交子使用的扩大，发行和流通中出现愈发多样的矛盾和纠纷，必然引致政府的渗透和参与。交子的大量使用和由此形成的风险，已经突破原有信任网络的功能边界，而这个原来催生交子诞生的信任网络不得不整合到公共政治之中。民间交子为官方交子所替代，这种民间信任网络向官方治理的转变，在益州官方交子的诞生过程中生动地体现出来。

　　官方交子的发行，是在民间交子出现不能兑现危机的情况下出现的。李焘称，“其后，富者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大中祥符末，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久不报。寇瑊守蜀，遂乞废交子不复用。会瑊去而田代之，诏田与转运使张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议：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又诏梓州路提点刑狱官与田、若谷共议。田等议如前。（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诏从所请，始置益州交子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可见，负责官方交子发行的交子务，创立于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而官交子的实际发行和流通，则自次年天圣二年（1024年）开始。

　　实际上，针对交子的存废问题，当时在地方官员之间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和政策分歧。成都知府寇瑊、益州知州张若谷等所上奏疏提出不同主张。大中祥符（1008—1016年）末年，薛田为转运使，奏请设置官方交子务，接管民间交子，没有获得批准。寇瑊任成都知府后，下令关闭民间交子铺，停止交子的发行。天圣元年（1023年）薛田接任益州知州，奉命与转运使张若谷共同主持处理交子事务。他们从“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出发，主张“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设计出官方发行交子的具体组织方案，“于益州就系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别置一务，选差专副、曹司、拣掐子，逐日侵早入务，委本州同判（通判）专一提辖。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讫”。并对交子的发行做出技术性安排，“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仍起置簿历。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合印用过，上簿封押，逐旋纳监管处收掌。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每小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纳交子，逐旋毁抹合同簿历”（李攸：《宋朝事实》卷15）。

　　薛田、张若谷的官交子方案，吸纳了民间交子的基本要素。在发行方式上，仍由人户缴纳现钱，取便行使，并沿袭民间交子的可兑现性质来保证交子的价值。在发行费用上，仍然沿用一贯收取30文工墨费的民间惯例。可见，官交子的设计思路继承了民间交子的基本要求。正如吕祖谦所说，“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为，托之于官，所以可行。铁钱不便，交子却便”（《历代制度详说》卷7）。但是，官方交子也做出了重大改变，其中的重中之重，是以官方交子务铜印作为特许权的凭证，交子的政府担保成为其公信力和价值的保证。

　　益州交子务设置后，官方交子的发行显示出官方治理规则化的突出特征。第一，固定的发行数额，每一界125万6340贯。“自（天圣）二年二月为始，至三年二月终，凡为交子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其后每界视此数为准”（《蜀中广记》卷67引费著《楮币谱》）。第二，面额的标准化。如前李攸所述，交子初始面额为1~10贯共计10种，系临时书填。后来又发生两次变化。第一次在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定为5贯、10贯两种。第二次在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定为1贯、500文两种。第三，发行分界，交子的使用期限为两年，到期以新交子更换旧交子。“自川界立交子法，每再岁一易，人户输纸墨费三十钱”（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3册）甲集卷16，中华书局1985年版）。交子为楮皮所制，容易损坏滋生伪造欺诈。这既是为了保证使用期纸张的完好，也是为了控制发行数量，以收换来发现伪钞作为监管手段。第四，发行准备的规范化。每一界要求备有“本钱”36万缗，准备率28.65%。“当时设法者措置得宜，常预桩留本钱百万贯，用以权三百万贯交子，公私均一，流通无阻，故蜀人便之”（《李纲全集》卷104《与右相乞罢行交子札子》）。这里提出的交子发行准备率为33%。

　　官方交子的发行，使得交子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在交子的普遍接受性上，由于政府权威的保证，无论在空间与时间上都跃升到一个全新阶段。民间交子只在特定行业和发行者覆盖范围的特定地区行使，多家交子铺的交子形成割据流通局面。官交子发行后在蜀地所辖益州、绵州、梓州和夔州四州全境普遍流通。其次，面额、准备金和发行数额的明确规定，官方规制促成交子在技术特征和信用保证上制度化，根本摆脱民间交子残留的票据特征。再次，交子的价值保证在认识上也发生转变，从完全可兑现发展为“官司收受无难”的国家权威。官方交子的税收缴纳功能，如同现代货币理论的“税收驱动货币”说，使得交子成为“公私普适”、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交子是在四川民间不满于政府的铁钱政策，利用茶商集团和地域共同体的信任网络创造出来的新型货币形态，具有浓烈的社区货币和行业票据特性。民间交子在使用时空上的扩展，突破了民间信任网络的能力边界。在民间交子存废争议可能导致交子退场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从四川地方的货币环境和客观需要出发，以政府权威代替民间信任网络发行官方交子。官民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官方交子发行的新的条件下，当地民众又增强了对政府的信任。归结起来，一方面，当民间交子产生的纠纷诉诸官府判定和解决的情形下，“托之于官，所以可行”。“民之所自为”创造出的交子，在超越信任网络能力边界的情形下，官方交子借用原来民间交子基本要素，加入政府权威，增强了交子的公信力。民间交子到官方交子的转变，从组织机制上看，是民间信任网络整合于公共政治秩序的经典案例；另一方面，从货币的本质要求而言，它要履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等货币职能，超越熟人社会和信任网络，必须由国家法律或政府行政秩序来维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只有国家特许或主导的货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这样，天圣元年益州交子务的设立及官交子的发行，开启了纸币作为官方货币形态的新纪元。经过北宋和南宋地区性政府纸币的实践，金代和元代的纸币终于成为传统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权管辖全境内的统一货币形态。传统中国的纸币使用实践，为近现代世界主权信用货币中纸币形态的发行和流通，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而就其符号货币特征和官方发行的走向而言，其产生演进和价值维持机制，至今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治理视角下传统中国货币与财政关系研究，1368—1911”〔20&ZD064〕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1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