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绎史】 

　　作者：朱宏波

　　古代的正史在叙述历史事件时，难免会有些语焉不详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为民间传说、戏曲提供了演义的空间。比如《史记》《汉书》，都记载了楚汉之争中著名的垓下之围，但是叙述并不详细，主要描绘了项羽走投无路时的言行和心理，而对于他如何落败，只有三言两句的交代。这不能满足读者对这段历史的想象，于是后世诞生了一系列相关的戏曲，其中就有明代的传奇戏《千金记》和后来的京剧《楚汉相争》等，对这个历史事件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演义。

　　从史籍可知，垓下之围开头一段，大体讲的是汉军将落败的楚军团团围住，夜里，汉军兵士一起唱起楚军兵士的家乡歌曲，引起他们思乡的愁绪，瓦解了楚军最后的斗志。《史记·项羽本纪》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汉书·陈涉项籍传》载：“羽壁垓下，军少食尽。汉帅诸侯兵围之数重。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乃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不论《史记》还是《汉书》，对于“垓下之围”中的具体军事行动都付之阙如，却重点描写了一首民间歌曲——“楚歌”，以及这首歌所引起的项羽的心理活动。

　　众所周知，古代有不少关于音乐的故事，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琴乐，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韩娥之歌，有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这些音乐，主要还是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而汉军所唱的楚歌，不仅对人的心理产生作用，更通过影响心理，直接影响了战争的胜负。

　　那么，就引出两个问题，这首楚歌到底是什么歌？这个用音乐攻心的计策，到底是谁提出来的？这两个问题，在史书中找不到明确答案。有人认为楚歌是指一首具体的歌曲，名字叫“鸡鸣歌”，有人认为泛指楚地的民歌，而在民间传说中，还有人认为这是汉将张良编的一首歌。

　　其实，最早达到垓下的是韩信的兵马，史书并没有记载当时张良身在何处。所以，认为唱“楚歌”是张良的计策，只是后世民间的想象。

　　在今天江苏一些地方，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当年，汉军围困楚军，张良训练一批吹箫能手，制作了许多大型风筝，风筝下悬挂箩筐。将吹箫者置于其中，乘风势将风筝放到楚军阵地上，一时洞箫齐鸣，凄婉的声音勾起项羽江东兵士思乡之情，令其纷纷弃甲而散。

　　在这个民间传说中，似乎张良不仅发明了风筝，甚至还发明了类似“热气球”的东西。他不仅是运筹帷幄的大将，还被奉为“山歌”的始祖。

　　清代邹弢《三借庐笔谈》中说：“山歌不知始于何时，乡老皆谓张良所作，以张良为山歌之祖。”朱自清在《中国歌谣》中也记载了一段有关张良在南通唱山歌识得女儿的传说。

　　如今流行于江苏南通通州地区的山歌《魏二郎》中，还有这样的歌词，“吹起洞箫坐到铁鹞子上头唱山歌，从此唱不尽山歌传世人”“张良军师计谋好，手里拿管凤凰箫”。

　　明代沈采的传奇戏《千金记》第三十五出《楚歌》曰：

　　自家助汉谋臣张良是也。目今西楚兵虽固守垓下，探知兵疲食尽，士卒思归……不免带领能辨楚语之士，教他楚歌一曲，待风清月朗之夜，向高阜去处，悠扬吹唱。管教八千子弟卸甲逃归。

　　这段张良的独白明确显示出，至迟到明代，人们就已经认为“四面楚歌”的计谋是由张良提出。清代蔡东藩在《前汉演义》第三十一回中有这样的描写：

　　究竟这歌声从何处来？乃是汉营中张子房，编出一曲楚歌，教军士至楚营旁，四面唱和，无句不哀，无字不惨，激动一班楚兵，怀念乡关，陆续散去。

　　事实上，从司马迁到明代之前，有关“四面楚歌”的记载很少。到了明代，民间小说话本、传奇戏曲大兴，人们开始注意到楚汉相争这段精彩的历史。借助戏曲、演义小说、民歌的传播，“张良唱楚歌”退散楚兵的传说广为传播。

　　什么是“楚歌”？看到“楚”字，有些文学素养的人不免思绪万千，脑海里同时出现了不少诗词。从屈原的《楚辞》，到岳麓书院的“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从辛弃疾的“楚天千里清秋”，到曹雪芹的“湘江水逝楚云飞”。一个“楚”字，寄托了多少文人的想象。

　　汉代应劭将“楚歌”解释为特定的作品，“楚歌者，谓《鸡鸣歌》也”，而颜师古则认为，“楚人之歌也，犹言‘吴讴’‘越吟’”。

　　其实，楚歌并不完全是产生于楚地，有人认为楚歌即楚人之歌，这种观点把荆楚一带作为楚歌发展源头。然而从先秦至汉代，楚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楚国在立国之初，仅方圆五十里，其疆域最辽阔时则几乎占据了全国大半。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了“三楚”说，《史记·货殖列传》：“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这样看，项羽和刘邦均是楚地人。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首《弹歌》被认为是第一首楚人歌，就是越王勾践询问楚人陈音弹弓道理时，由陈音所唱。楚国作为南方大国，不断影响着周边文化发展，吴、越、巴、蜀等地文化与楚文化十分相似，常以“楚越”“吴楚”“巴楚”“吴越”等并称。

　　何为楚歌人们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共识，那就是楚歌是一种俗乐，而绝非什么雅乐。楚歌具有鲜明的民歌特色。左思：“荆楚艳舞，吴愉越吟”（《吴都赋》），刘逵注：“艳，楚歌也；愉，吴歌也。”梁元帝萧绎在《纂要》中提到“楚歌曰艳”。

　　楚歌还往往带有悲凉之气。“楚之哀也，作为巫音”(《吕氏春秋·侈乐篇》)，可见楚地巫术乐舞的情感基调以悲哀为主。清代《随州志》中记载楚歌《阳阿》为“甚可听，然声悲哀”。从屈原的楚辞、荆轲的《易水歌》、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我们不难读出一种慷慨悲歌之感。这种悲凉气确实容易感染深陷困境中的楚军将士。无论“四面楚歌”是否张良提出，这都不失为高明之计。

　　《光明日报》（2023年11月1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