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学菊（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在汉语国际传播的历程中，大量珍贵的中文课本记录了中外文明交流的历史。这些“遗珠”串联起古今中国的“画像”，也凝结为海外汉语学习者对中国的集体性认识。撷取一段段“中国故事”，我们会遇到元末明初行进于北中国的商贾马队，听到近百年前唱片技术留下的“中国声音”……

　　《老乞大》中的商贸之旅

　　伴当，恁从那里来？

　　俺从高丽王京来。

　　如今那里去？

　　俺往大都去。

　　《老乞大》成书于元朝，是朝鲜半岛当时学习汉语会话的课本。“乞大”是蒙古语“契丹”的音译，在当时指中国或汉人。这样的书名，就像六百多年前学汉语的人将我们称作“老中”，与我们现今亲切地称外国友人为“老外”，倒是异曲同工。

　　这部课本留下了108则会话，呈现的是行商途中的汉语运用场景。情节包括客店食宿、请客送礼、洽谈生意、订立契约、治病服药、看病算卦、货物采买等，话题广泛。这些课文展现出元末明初中国的庶民生活和商贸文化。

　　课本开篇是商人离开朝鲜首都，过义州（今辽宁省锦州市北部），与路遇的“伴当”开启对话，一条陆上商路徐徐展开，旅途以元大都（今北京）顺承门（宣武门）的“关店”为终点。

　　商队运来的货物是两国贸易的“标配”——马匹、毛施布（高丽麻布）和人参。围绕马匹这一大宗货物，书中不仅列举了20多种马的名称，还涉及了马具车具、喂马饮马的经验、卖马过程中讨价还价和文书契约等。在采买归国货物时，从缎、绢、丝、棉到木梳、珠串、刀剪，商人又说到了百余种商品细目，反映出当时纺织品、日用品云集大都的盛况。除了货物外，元代“出口”的还有《毛诗》《尚书》等儒家典籍、名家文集、史书话本，侧面显示出当时朝鲜半岛文化界对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学的浓厚兴趣。

　　除了商路、商品信息外，对从事跨国贸易的小商人而言，衣食住行也是他们所关心的。商队常吃的菜是炒肉，王姓商人是这么做的：“烧的锅热时，着上半盏清油。将油熟了时，下上肉，着些盐，着箸子搅动。炒的半熟时，调上些酱水、生葱、料物打拌了，锅子上盖覆了，休着出气。”落脚大都后，商人置办起大餐，“咱们做汉儿茶饭着”，于是荤素、冷热、粗细搭配的八道菜式陆续上桌，从细粉、鱼汤，到灌肺、蒸饼，再到粉羹、馒头，“果子菜蔬”就出现了黄瓜、茄子、枣儿、干柿、砂糖蜜栗子等近30种。关于住宿方面，书中有投奔熟人、临时落脚、长期住店的不同方式，对话里“登场”的中国主人，有热情款待的，有小心防范的……这些场景中的人物有血有肉，真实可信。

　　《老乞大》里还直接用到了一些谚语、俗语，如“马不得夜草不肥，人不得横财不富”“饥时得一口，强如饱时得一斗”“休道黄金贵，安乐最值钱”……显示了当时中国老百姓的一些民间智慧。

　　《言语声片》里的市民生活

　　贵国是那国？

　　敝国是英国。

　　先生会说中国话么？

　　不大会。

　　《言语声片》作为灵格风东方语言教程之一出版，时间大致是在1926年。这时老舍一面在国内的《小说月报》上连载《老张的哲学》，开启自己的作家人生；一面则以舒庆春（C. C.Shu）的身份在东方学院授课，与两位英方教师共同编写教材。他们合作完成的《言语声片》包括“学生指南”和“汉语语音”介绍，主体上是30课的北京官话口语课文。上册用国际音标拼写课文内容，配有英文译文；下册是相对应的中文，按照老舍的工楷手书照相制版。出版社还动用了当时先进的留声机技术，将老舍朗读的“汉语语音”和课文灌录在16张胶木唱片上。

　　就这样，借由老舍先生的墨迹与声音，500多个单句与15篇对话构成的市民语言生活片段留存下来，就像一幅素描图卷，勾勒出20世纪初的中国城市故事。当时国人的衣着已有洋服庄里的河南绸夏装和丝织领带，餐食有旅馆客房服务提供的炸海鱼、烧牛排、洋点心，出行要前往火车站、轮船公司购票……在这样的城市公共空间里，汉语学习者的基本训练是到邮政局询问如何寄挂号信、包裹，“往欧洲寄信是从哪条道走顶快”；去银行要知晓如何“开个活账”，支票怎样兑换现洋，往营口寄钱是在哪里开汇票；当然也要能听懂水果摊上讨价还价的套路，给自己买的3斤香蕉谋个公道价钱。

　　在一些会话场景里，展示了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一些现代元素。如题为“游戏”的第二十课，两人聊到了各自擅长的体育活动，从游泳到篮球、网球，再到骑马、骑车，他们认为，“游戏是很要紧的事”“若是不运动运动，最容易生病”，还相约一同下乡骑马。而接下来的一课《看小说》，简直就是市民文体活动的“续集”。两个角色争读小说，分享体会，已将文学带来的享受当作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了。其中“甲”贪读到夜里两点十分，大赞小说“布局精奇，笔锋又爽利”，还做了一番比较：“新小说是用全力描写一段事，有情有景，又有主义。旧小说是又长又沉闷，一点活气没有”。此时，“乙”正要借书，却被“二妹妹”捷足先登了。课文不仅情节生动、幽默，更像是二十七八岁的老舍替新文学、白话文代言，融入了强烈的编者视角和城市青年的现代体验。

　　中外合编的《言语声片》被沿用30多年，不仅通过日常对话、教材语言，映照出近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还借助当时的光学和声学技术，勾勒了汉语、汉字的视觉形象，留下了北京官话的语音形象。

　　自1954年朱德熙先生的《汉语教科书》在保加利亚出版以来，目前全球出版的国际中文教材已有2万多种，语种超过80个，年均发行到百余个国家。它们和前述提到的课本一样，携带着与生俱来的中华文化基因，搭乘先进的技术手段，正不断为中外社会良性互动赋能，将更为精彩、多元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

　　《光明日报》（2024年02月23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