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新民（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

　　笔记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纪实文体，篇章一般比较短小，选材多样，形式自由，像《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都是流传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代表性笔记。笔记以记人状物为主，专门记载地理山川的地理笔记流传不多，它往往被归于游记，比如《徐霞客游记》。其实郦道元的《水经注》应该算作地理笔记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只不过大多时候将之视为地理类别的著作，没有被归于地理笔记之列。《水经注》所记叙的是关于河流的历史掌故、民间传说，有着鲜明的文学性，称之为地理笔记一点儿也不为过。

　　《刘醒龙地理笔记》（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的体例大体和《水经注》相当，聚焦长江、鄂东地区、南海，记叙这些地区的山川、名物、风俗、人文等，并表达自己独到的思考。丛书共有三卷，分别名为《上上长江》《脉脉乡邦》《天天南海》。其中，《上上长江》是从长江入海口溯流而上到长江源头的一路记载，《脉脉乡邦》是行走在故乡山川中的所思所感，《天天南海》是南海边的抒情。篇章都不冗长，既有谈古，也有说今，谈古不古板呆滞，说今不流于表面。通而观之，《刘醒龙地理笔记》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这些地理笔记篇章是在行走中诞生的，而不是在书斋中冥想出来的。所以我称之为“行走散文”。

　　丛书致力于完整地描绘地理中国，体现出行走散文开阔的视野。“行走”赋予作品广阔的空间、深入的发现与真切的体验。《刘醒龙地理笔记》以“行走”扩展了由“地理”观察中国的空间。此前，也有不少作家喜欢书写曾经行走过的地方，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篇章。但是，还鲜有作家能比较系统地书写比较完整的地理中国。《刘醒龙地理笔记》却不一样，其观照的对象不是某一特定地域，而是广袤的中国国土。《上上长江》是关于整个长江流域的书写，《脉脉乡邦》是中部地区山川风貌的书写，《天天南海》则把整个中国南海纳入笔端。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但由于农耕文明历史悠久，所以对海洋书写的篇章还不多见。《天天南海》对海洋的书写，从总体上扩展了中国散文的书写空间，集中书写了中国人对南中国海的深厚感情。由是观之，《刘醒龙地理笔记》对地理中国的书写是整体的，而不局限于某一地。

　　《刘醒龙地理笔记》对中国大地的深度叙述，也得益于“行走”。中国文化深厚，历史久远，散文取景以抒怀、借物以抒情的传统源远流长。因此，“景”也好，“物”也罢，几乎都被人“借”过了。于是，留在典籍上的“景”与“物”渐渐固化下来。而刘醒龙的“行走”让这些“景”与“物”活了起来。例如，《上上长江》里有一篇《雪是诗的门牌》，记载了一个民俗博物馆展出的村落门牌，其中有一块叫“诗发家”。这三个字让刘醒龙甚为诧异，不禁感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就是将屈原、李白、苏东坡的三千年浪漫全部加起来，也想象不出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如此村名：诗发家！”他继而感叹道：“家是离诗最远的地方，也是离诗最近的地方。诗是离家最近的情怀，也是离家最远的情怀。诗要发的家是文化的根脉，发家所以依赖诗，是诗言志的诗，是诗雄才的诗，是诗如画的诗。像普希金，金钱不是家，诗化的俄罗斯才是他的家。”这样一个以诗歌命名的小村庄，有着朴素而又深刻的文化底蕴，寄托了国人对诗歌的推崇。发现这样一个不为人所知道的地方，是刘醒龙行走的一个收获。

　　《刘醒龙地理笔记》处处散发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之情。他毫不吝啬地用笔墨礼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对于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典故事，他予以反复书写。在行走中发现的建筑、文化遗存、名物等所涉及的故事传说，他都予以重点关注。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他有着自己的独特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在传承过程之中，典籍固然重要，但典籍不是唯一的文化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多地体现在烟火气之中，体现在大地上劳作的人们身上，以及经由他们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中。在行走之中，刘醒龙往往能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的重要传承。这种鲜活的、在场的传承是从文化典籍里无法找到的，也是对典籍里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和补充。

　　时下不少散文以书写文化感怀、文化礼赞与反思为基本主题，但是，它们往往礼赞或淬炼文化典籍中的文化传统。如此来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然有其价值，然而这样的散文作品面对的是静态的文化内涵。而《刘醒龙地理笔记》中很有意思的地方，则是发现在场的、鲜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比如，在书中他叙述了徐六泾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如老浦、小张，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依然以强烈的职业责任感从事着水文数据采集工作。这个水文站，是为长江修建的最后一座水文站，长年租着一条渔船，“那船头极高，几乎与驾驶台平齐，是典型的出海打鱼的渔船，从浒浦往下，长江风大浪高，一般内河船只吃不消，在那样的船上人也吃不消。在江上待的时间久了，老浦站在船头，如果不开口说些专业术语，与那真的船老大难有区别”。面对在风浪之中从事重要且危险工作的水文工作者，刘醒龙发出这样的感叹：“在这船上，人更懂得长江为何是国之血脉。”这条船上的人，更是传承了国之文化血脉。因为他们身上有着中华民族的坚忍、朴实、勤劳的文化“根性”。

　　《刘醒龙地理笔记》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重建“物我齐一”的审美境界。“物我齐一”或者“天人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在近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审视与批判之下，“物我齐一”的审美理想曾受到批评，遭到抛弃。这带来的一个弊端是，散文创作要么陷入廉价、空洞的口号式写作之中，要么把“物”看作是抒情言志的中介。

　　刘醒龙在行走之中，处处留意、发现“物”与“我”之间的审美融合。回到故乡，刘醒龙的笔端自然流露出对故乡的深厚情感。《天姿》一文中，他所观故乡的红叶，平平常常、轻轻松松、悠悠然，这又何尝不是作者的人格写照呢？《天香》对于“山水酿青郎，云雾藏红花”人间美景的欣赏，又何尝不是作者对圆通人生智慧的礼赞呢？在《我有南海四千里》中，我们能领略到作者和南海之间的心灵对话，以及真挚情感的融合。作者漫步南海边，亲身体验到南海所带给他不一样的审美震撼力。这种震撼力像“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随着既流不尽也淌不干的周身大汗弥漫开来”。他写道：“分明是在退潮的海水，丝毫没有失去固有的雄性，那种晚风与海涛合力发出的声响，固然惊心动魄，那些绵绵不绝、生生不息，任何时候都不会喘一口气的巨浪，才是对天下万物的勇猛！包括谁也摸不着的天空！包括谁也看不清的心性！包括大海以及巨浪本身！天底下的海，叫南海！心灵深处的海，叫南海！防浪堤是一把伸向海天的钥匙，终于开启了一个热爱大海的成年男人关于大海的全部情愫！”面向祖国的南海，作者心中涌动的豪情和南海涌动的巨浪之间何尝不是有机相融呢？有机融合在一起的，自然是作者对于南海的赤诚之爱。

　　《刘醒龙地理笔记》建立“物我齐一”的审美境界，不局限于“我”和“物”之间的审美融合，也包括作者对“他者”与“物”之间审美融合的自觉进入，也就是“我”“他者”“物”之间的三方审美交融。这一点在《走向胡杨》里表现得最为突出。面对沙漠里坚韧的胡杨树，回顾兵团在艰苦环境中的建设历程，刘醒龙发出这样的感叹：“一种树为了天地，长在它本不该生长的地方。一种人为了历史，活在本不该他生活的地方。一种人和树的沙漠戈壁有尽头。一种人和树的沙漠戈壁没有尽头。兵团人与胡杨实属殊途同归。”对于胡杨树和兵团精神的交相辉映，刘醒龙所发出的感慨，何尝不是对于自我深处的审视与反思？

　　文学创作要深入生活，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如何深入生活呢？自然有多种方式。走出书斋，以双脚丈量祖国的大地，在生活中发现情思，建立起和中华文化相协调的审美文化与书写方式，才是最为根本的。这是《刘醒龙地理笔记》提供的宝贵经验。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2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