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撷趣】

　　作者：刘绍义（文史学者）

　　在现代考试中，为防止考试作弊，往往采取严格的试卷处理办法和阅卷办法。其中之一就是要求考生将姓名等信息写在密封线内。这对今天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常识。这可以使阅卷人在批阅时不知道考生的个人信息，防止作弊。其实，试卷密封源于我国唐代。据《隋唐嘉话》记载：“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不过武则天所创的糊名之法，只是用于吏部升迁官吏的考试，还没有成为科举考试的一项制度。到了宋代，“糊名”才正式用于科举考试，称封弥，元朝以后叫弥封，明清一直沿用此法。

　　宋朝时，曾有人击登闻鼓（有冤抑或急案者可击朝堂外悬鼓，以鼓上闻，从而成立诉讼）投诉科举评阅试卷不公，后来，陈靖上疏，建议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糊名之法。宋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召集朝中大臣商议后，开始在殿试中使用糊名法。从此，糊名法不但成了殿试的定例，还被逐步推行到各级常科考试中去，成了古代考试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糊名”的具体做法是将试卷卷首的考生姓名、籍贯封住，防止评卷者徇私舞弊。

　　自从密封试卷实行以来，既有拥护者，也有反对者。就拿宋代来说，拥护的人有包拯、欧阳修等，反对的人有范仲淹、苏颂等，他们各执一词，述说密封试卷的利弊。事实证明，密封试卷，是保证考试公平的一项有力措施。

　　仅举三个古人诗文中记载的事例，来说明密封试卷在考试中的必要性。先拿宋代的两个事例来说，一个是沈括《梦溪笔谈》中的，另一个是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最后一个是记载在清代诗人樊增祥的叙事诗《水烟袋歌》里的。

　　宋仁宗时，国子监有个学生叫郑獬，有才气但又自负，对国子监选拔考生时把他排在第五很有意见。按照惯例，考试结果公布后，被录取的学生要向国子监的主管官员写信致谢，在感谢信中，郑獬不但对自己名列第五牢骚满腹，还把国子监祭酒比作劣等的驽马、挡路的顽石，把自己比作埋没的千里马和巨鳌。国子监祭酒看后非常生气，从此衔恨在心。

　　皇祐五年（1053年），郑獬通过会试后参加殿试，主考官恰恰又是那位国子监祭酒。这位主考官极力要让郑獬落榜，以报其当年的不逊之仇。当他看到一份试卷文笔极像郑獬的卷子时，立即将该考生淘汰了。但当阅卷完毕拆封以后，发现那份卷子根本不是郑獬的，而郑獬偏偏中了当年的状元。

　　另一件就是苏轼意欲录取李廌而未果的事情了。我们知道，李廌是苏门六君子之一，深得苏轼的赏识。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主持省试时，认定有份卷子是李廌的试卷，就在试卷上大加赞扬，还对同为考官的黄庭坚吹嘘道：“是必吾李廌也。”并将其定为了第一名。可等拆号一看，他录取的不是李廌而是章援，李廌却名落孙山。

　　最后再说一下清代诗人樊增祥在他的叙事诗《水烟袋歌》里记载的一件考试乌龙事件。同治年间的状元陆润庠与湖南李拔贡是好友，有一次，在酒桌上，陆润庠安慰落榜的李拔贡：“湖南乡试，要是我做考官，包你中举。”李拔贡请示关节（暗号），陆润庠正吸烟，就说：“把‘水烟袋’三字嵌入试帖就行。”没过多久，陆润庠果然成为湖南乡试副主考，写信给李拔贡，特意提醒：“颇忆‘水烟袋’否？”李拔贡欣喜若狂，收好信就雀跃而出。老婆见丈夫形迹可疑，苦于不识字，就把这封信带回娘家去参详。李拔贡还有两位连襟，也参加此科乡试，因此沾光受益。其中一位将“水烟袋”三字嵌入试帖最为自然，“烟水苍茫里，人才夹袋储”，得到较高的名次。李拔贡被两位连襟挤到副榜第一名的位置，空欢喜一场。

　　既然试卷糊名能有效避免作弊，为什么还受到范仲淹、苏颂等人的反对呢？其实，持这种反对观点的人古今都有，他们认为，只看试卷优劣而不看平时德才，这样并不全面。但正像包拯反驳范仲淹的话：一个人的实际德行很难核实，何况考官未必都能以公心取人，他们“或缘其雅素，或牵于爱憎，或迫于势要，或通于贿赂”，很容易做出不公的事情。所以，要想维护考试阅卷公平，试卷密封势在必行。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17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