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学诗

　　我在小镇上的房子，算得上“老”了，它毕竟经历了38年岁月的洗濯。

　　那是1986年，我32岁，师范毕业后在小镇的一所中学工作已整整10年。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学校的宿舍里，妻子老念叨：“要是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该多好……”

　　经过申请，我们很快有了一块用于建房的地块。那块地靠着一条小河，是四队一位村民的承包地。我缴好了费用，办好了手续，趁暑假在学校的食堂摆下五六桌，请四队的乡邻吃了一顿饭，之后便开始备建房的材料。青砖、青瓦都是父亲从12里外的故乡买来的；砌里墙的红砖，是从7里外的窑厂买来的；七架梁、立柱、椽子、屏门格栅，则是我父母预先买好木料，又在老家请两位木工打好，用桐油油好再运来。“拆屋一顿饭，砌屋动陈粮”，说的就是建房的艰辛。9月中旬开工，待到建成，差不多已经到了年底。

　　虽说是平房，却是屏门格栅，安上一块块玻璃，清雅而明亮，颇为引人注目。房子的东面、南面筑起了围墙，西面沿着小河砌了两间平顶的厨房，厨房的北面，隔着过道，连着储藏室和厕所，还盖了间猪圈。从南边的大门进来，这院子倒也敞敞亮亮。

　　建房的费用都来自我和妻子这些年余下来的工资，钱当然不够，所以只能一边建，一边拿每月的工资凑，同时向亲友一百、两百地借。尽管别人从没开口催，可也得尽快还啊！

　　“节流”的同时，还得“开源”。妻子养起了猪。父母送来喂猪的糠食，星期天妻子去野外打上整篮的猪草。待到猪出圈了，卖个一二百，就可以还上哪一家的欠款。下班了，妻子还会从小镇的玩具厂领来做布娃娃的原料，每天晚上在灯光下做，做好一个，可以挣几分钱。就连我业余写作获得的微薄稿酬，也被妻子列进了“创收”的预算。

　　节省归节省，该花的还得花。到了春节，妻子总会买几束鲜艳的花儿，插在精致的花瓶里；我也会买来一幅幅潇洒的草书书法，挂在客厅两侧洁白的墙壁上。亲友来拜年，总会夸赞，这陈设和布置，真算得上高雅。

　　后来，得益于教师工资的提高，我和妻子很快还清了我记在本子上，更是记在心里的一笔笔债务。在之后的岁月里，就可以静心地享受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温馨时光了。

　　秋冬，我们在小院里种下油菜，到了阳春三月，金黄的油菜花引来蝶舞蜂飞。妻子还应儿子的要求，买了两只毛茸茸的小黄鸭，它们总在油菜花地里觅食、嬉戏。

　　夏夜，踏上厨房的屋顶，吹着凉爽的风，听流水潺潺，观流萤闪烁，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心和惬意。

　　妻子还在小院里种上了花草和风景树，于是，每日都能看见鲜艳的花儿灿烂绽放，听到一只只小鸟在树上婉转地鸣唱。院东有两棵桂树，每到中秋，一簇簇金色的桂花香气四溢，常惹得路过的行人驻足欣赏；院西的两棵银杏，一到冬天，满树都是扇形的叶片，一片耀眼的金黄，一颗颗银杏果坠落一地……

　　记不清，我在那所房子里接待过多少来自天南地北的亲朋。大家在这长着花草的小院里徜徉，在明亮的屋子里围着饭桌，品尝时鲜菜肴，举杯畅饮。

　　后来，因工作调动，我们离开小镇。我的父母，则从故乡搬到了那所房子里。过了几年，也是在那儿，我们送了他们最后一程。

　　虽说父母走了，可小镇上的老房子我们还是常去，因为这里曾深深地扎下我们的根。

　　去年春天，和我相濡以沫40多年的妻子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她在病床上不止一次地和我谈起小镇上的老房子，说那里有她生命的印记，那些年的生活虽说艰辛，却又是那么快乐。

　　今年清明前夕回小镇，堂弟告诉我，有人想买下那座老房子，价格可观，那笔钱可以买一处像模像样、装修一新的商品房。我征求儿子的意见，他沉吟片刻，说：“再好的商品房，也住不出咱家小院那亲切的家的味道。”这话在理。

　　在余下的岁月里，我会不时地回小镇走一走，住在这陪伴了我们一家几代人的老房子里，将那点点滴滴的旧日时光，有滋有味地反刍。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1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