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世旭

　　一千二百年前的一个初夏，庐山香炉峰大林寺中的几许贫僧，不知道出现在面前的一群人中，有一位十六岁时就让京城的名士刮目相看，不知道他在“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不知道他曾令“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执政柄者扼腕矣”“握军要者切齿矣”。

　　这个人是白居易。

　　跟那些僧人一样无知的是我本人。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我一早从省城南昌出发，在浔阳江边的小城吃午饭，然后搭船顺流而下，去一个沙洲上的农场务农。我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经过了一座文字的丰碑。

　　我在那片山水间盘桓了将近二十年，对我来说，那里就像一部古书，弥漫着来自远古的硝烟、墨迹、酒和脂粉的气息，闪烁着一个个杰出人物的名字和身影。其中，白居易最打动我。

　　我曾在临水的江滩徘徊，看秋风中萧瑟的枫叶荻花；曾在堤岸的矮墙久坐，看明月浸于茫茫大江。我想象江州司马的“醉不成欢惨将别”，京城歌女的“犹抱琵琶半遮面”；想象“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想象“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想象“冰泉冷涩弦凝绝”，是什么样的幽愁暗恨让无声胜过了有声；想象忽然间“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想象那“曲终收拨当心画”，令“四弦一声如裂帛”……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离世十年，杜甫也在两年前死去。唐朝诗歌天空的两位巨星，都在愁苦中陨落。似乎是怀着某种使命，白居易还是一个少年时便惊动了长安。因为他的出现，唐朝的诗坛又一次光芒万丈。

　　生于乱世，心怀光复大唐盛世的志向，读书读到“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终究登科，任县尉，慨叹农民“家田输税尽”；任言官，为卖炭翁“苦宫市也”鸣不平，“直书其事，而其意自见，更不用著一断语”。他的矛头总是指向权贵，最终落得被贬谪的下场。“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接到朝廷诏令，白居易立即离开京城，两个月后抵达浔阳。

　　浔阳欲到思无穷，庾亮楼南湓口东。

　　树木凋疏山雨后，人家低湿水烟中。

　　菰蒋喂马行无力，芦荻编房卧有风。

　　遥见朱轮来出郭，相迎劳动使君公。

　　（《初到江州》）

　　眼前的江州，瓦舍陈旧，景色凋敝，透着一股苍凉。遥望暮霭中的城楼及府署，白居易万般惆怅。“流落江湖，几沦蛮瘴”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最初数月，白居易在病中整理行李和诗稿，闭门不出。“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最多是把山樱桃树移栽到庭院，把石榴花移到厅前，又点缀了许多杜鹃，借此纾解愁闷。“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春江花朝秋月夜，唯自斟自饮，借酒浇愁。

　　一个深秋的夜晚，谁在一钩残月下独自临风抚琴？弹琴的人和听琴的人相遇在一条船上。这条船也便是一张琴了，它被心所拨响。所谓知音，便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心事被琴说穿，被水流传。人人都在世上寻找知音，却不知道在何时会出现机缘。大音如霜降于四野，琴声飘向远处。多愁善感的情怀，在那个夜晚，被诗与琵琶说尽。

　　江水在琵琶上流淌，悲怆在琴弦上定音，手指在弦上轻轻滑落，载满哀怨的船随琴声的消逝而消逝。

　　《琵琶行》将叙事、写景、抒情交融于诗歌与音乐，写尽了沦落天涯、同病相怜的悲哀。诗歌一出即风靡宫廷闾巷，以至“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千百年传诵不衰，“一曲琵琶说到今”。诗人踏着湿漉漉的诗行，忧郁地走进了经典。那两行长长的泪水，垂挂在历史的脸庞上，再也无法抹去。

　　这是歌女和琵琶的幸运。再惊艳的美色也会老去，再精妙的琴声也会被风带走，但若遇见了杰出的诗人，便一起被文字收藏，并得以长存。

　　大诗人也许与歌女一样柔弱，一样被命运蹂躏。然而他可以被弃，不会自弃；可以被贬，不会自贬；可以沦落，不会堕落；可以沉沦，不会沉没。对于这样的人，不幸不啻是一种财富。

　　何况，才华卓越的诗人不会寂寞，他永远不会缺乏真挚的仰慕者和追随者，以及来自同道的温暖。

　　一样遭罢黜的刘禹锡，赠诗白居易：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与刘禹锡同罹“八司马”之祸的柳宗元，则寄情山水，渔父般逍遥，他驾舟自流，追逐云与风，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渔翁》）

　　振作与逍遥，皆是存在的一种方式。宵小可以横行当道，却无法抹杀文学的尊严。

　　文学是广阔的港湾，可以容纳所有的伤害；文学是深厚的沃土，思想和激情会在此蓬勃生长。火中涅槃的凤凰，因为重生更加雍容，而世界也因此更加精彩。

　　已过不惑之年的白居易拄着藤杖，开始了纵情漫游。“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足迹遍及江州，甚至远涉江州以外的州县。“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携游咏，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翛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他春游东林寺，秋登浔阳楼，或访陶渊明故宅，或观石门涧瀑布，或攀上香炉峰顶，或闻鸟语泉鸣于遗爱寺，或乘风踏浪晚归彭蠡湖，尽览浔阳诸胜。他自称“譬如元是九江人”，浔阳城内外，到处都留下了他的歌吟：

　　黄梅县边黄梅雨，白头浪里白头翁。

　　九江阔处不见岸，五月尽时多恶风。

　　人间稳路应无限，何事抛身在此中。

　　（《九江北岸遇风雨》）

　　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

　　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

　　今朝登此楼，有以知其然。

　　大江寒见底，匡山青倚天。

　　深夜湓浦月，平旦炉峰烟。

　　清辉与灵气，日夕供文篇。

　　我无二人才，孰为来其间？

　　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

　　（《题浔阳楼》）

　　淼茫积水非吾土，飘泊浮萍是我身。

　　身外信缘为活计，眼前随事觅交亲。

　　炉烟岂异终南色，湓草宁殊渭北春？

　　此地何妨便终老，譬如元是九江人。

　　（《九江春望》）

　　…………

　　“香炉峰上多烟，湓水岸边足草。”白居易对庐山一见倾心，第一次上山，就写诗说“或拟庐山下，来春结草堂”“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随后，果然在香炉峰北的东林寺与西林寺之间建了庐山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在写给好友元稹的信里，他得意地描述：“每一独往，动弥旬日。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不唯忘归，可以终老。”

　　初夏，地方诗友及僧寺长老十余人前来庆贺他“乔迁新居”。他们从草堂出发，登香炉峰，宿大林寺。皂靴踏响茂密的荆棘，衣袖沾满缤纷的落英，丛林中挺拔的枝条，跳跃着诗人苏醒的灵魂。

　　这是一次发现之旅。

　　农历四月，山下的乡野，万千芳菲凋谢殆尽。

　　青山如黛，白云苍狗，山寺寂静。

　　谁也没有想到，寺中一片灿然，桃花刚刚盛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春色满枝头。

　　当天，白居易挥毫写就《草堂记》《游大林寺序》，随口吟出的《大林寺桃花》，竟成千古流传的绝句：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从此，庐山的春天因这首诗而显得更加妩媚。

　　如果说，这次山行让白居易发现了春天是一个意外，那么，他写作的春天再度来临，则是一种必然。

　　谪居浔阳，是白居易仕途极为特殊的经历，也是他人生的转折期、艺术的分水岭。他敞开心胸，审视人生际遇；他放宽视野，盘点千古文章。他检点书箱，编撰文集，深刻剖析自己的生平取舍、文学倾向，凝成文论《与元九书》，论诗道之“理”首在“美刺比兴”，“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他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乃为后世圭臬。白居易本来就是个多产的诗人，苏轼曾言“乐天长短三千首”。唐朝三大诗人，存诗者，李白900余首，杜甫1400余首，而白居易则留下诗作近2800首，是唐朝存诗最多的诗人，仅在遭贬的这五年，即有诗文370余篇。

　　浔阳五年，白居易走出了精神的低谷，人们重又看到一个立于高峰、意气昂扬的白乐天。

　　俊杰之所以是俊杰，就因为他能在人生的春天似乎已经消失的时候，发现并重新拥有春天。

　　多少年来，我总会在关于江南的梦里见到白居易，那个着青衫的诗人，悄然无息地踱步于浔阳的山水之间。他美丽的忧伤，在诗行里融化。把凌乱的心绪，叠成一树桃花，撑起诗里的旖旎。我曾沿着他走过的山道，寻找他的身影，谛听他的足音。他一扬起宽大的衣袖，便挥洒出万丈诗情，桃花一般烂漫的心，开满希冀。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24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