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访谈录】  

　　光明日报记者 韩寒

　　作家迟子建作品《东北故事集》于日前出版。故事集讲述了三个故事——《喝汤的声音》，借“摆渡人”之口，聚焦海兰泡事件，述说哈喇泊家族在黑龙江畔的命运，以及他们独有的爱国方式；《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以宋徽宗幽囚五国头城的岁月为切入点，展开一场亦真亦幻的相拥与别离、荣辱与兴衰的穿越之旅；《碾压甲骨的车轮》，以罗振玉所藏甲骨失散为引，围绕一桩迷雾重重的失踪案，探索人心深处。

　　近日，记者约请迟子建谈谈她的新作，为读者解读蕴藏在其中的遐思。

《东北故事集》封面，迟子建绘制了一盆花。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记者：有学者曾评价，“从一定意义上讲，迟子建的小说，就是一部百年东北史。只是这部文学的百年‘东北史’，充满了个性、灵性、智性以及多重的可能性”。这部新作，缘何选择清末黑龙江畔海兰泡惨案、宋徽宗被俘至五国头城幽禁、罗振玉收藏的文物散佚作为历史背景？它们体现了怎么样的东北历史？

　　迟子建：我出生地漠河乡在黑龙江上游，黑河则在黑龙江中游，这条江沿岸发生的故事仿佛生就刻在我生命的标尺中，当命运的潮汐涨到这个刻度后，海兰泡事件就很自然地以小说的形式呈现了。而徽钦二帝被囚的五国头城（现依兰）和罗振玉生命的终点站旅顺，莫不是在青春年少时走过，多年以后重游，令我感慨万千。正如我在后记中所写——那些隐匿在冻土深处的故事，以前似乎是浑噩的，如今却鲜润明媚，像熔岩一样漫出地层，闪烁着，跳跃着，让我看到了艺术的霞光。既然难有从容的时间经营长篇，我便尝试用中短篇来演绎这些故事。小说给了我抒发这种感慨的最恰当的方式。

　　记者：有观念认为，书写历史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史实再现，而在于对生命情感进行重新体认。以文学书写历史，是您《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等作品所擅，也是多数作家必然会遇见的命题。您认为，文学如何书写历史？

　　迟子建：小说承载的历史叙说，与教科书承载的历史叙述，最本质的区别是，小说可以进入绵密的历史缝隙，在寻常巷陌中谛听百姓的喜怒哀乐，在干涸的河床上发现生命的活水，换句话说，小说可以建构一个栩栩如生的有情世界。小说家书写历史，首先要了解历史，也就是历史的骨骼和脉络要清晰，有合理性，避免偏狭，这样虚构的翅膀才会刚健。

　　记者：“故事集”所塑造的人物，或是铭记国仇家恨、秉持着朴素的爱国理念，或是在生命尽头表达着对故土的眷恋、对美与善的坚守，或是因为损害文物而遭受厄运。您希望在作品中传递一些什么样的价值与理念？

　　迟子建：小说不可避免地带着作者的体温，但每个人阅历不同，看小说就会有不同感受。比如《喝汤的声音》，大多的读者感受的是国仇家恨的“切齿之痛”，但也有读者读出的是天人永隔的爱情故事；《碾压甲骨的车轮》也一样，有读者在悬疑中读出了被诅咒的马车轮的“魔性”，也有人读出了官场生态等。如果小说能从多方位解读，无疑是作者的幸事。

　　记者：“故事集”里的故事，或多或少有一些奇幻色彩。如《喝汤的声音》里，所谓的“讲述人”其实是个幽灵；《白釉黑花罐与碑桥》里，“我”因为濒死，而与千年前的亡魂相遇，听他们讲述宋徽宗的遭际，而穿越回现实后，被一只疑似宋徽宗化身的苍鹭所救；《碾压甲骨的车轮》里，车轮竟有了生命，对损害文物与作奸犯科的人一一“报复”。这与此前您的现实主义小说相比，创作上似有一些区别。

　　迟子建：这三篇小说都是由现实进入历史的，现实的部分占的比重很大。说到幽灵，我写《喝汤的声音》时，完全没有违和感，而且写到后来故事戛然而止，幽灵主人公飘然离去，有一种不舍。三篇小说有两篇是人的魂儿在诉说，另一篇是物的魂在倾诉。六十岁之后，我希望能更多地捕捉这样的“魂”，与之对话。

　　记者：《东北故事集》的封面是一幅由您所创作、自谦为“稚嫩小画”的画作，主体是一盆花，背后是东北浑厚的原野。您如何形容您与东北的关系？迟子建如何展现“迟子建‘东北经验’的美学张力”？

　　迟子建：我生命和文学的根在东北。东北四季变换，尤其是漫长的冬天，我们就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多地感受了大自然的风霜雨雪，这些都是文学的催化剂。东北没有我还是东北，但我不可以没有东北。如果让我在一个冬天看不见雪花的地方生活，我会觉得温暖也是令人寒冷的。那么我的文本，注定是苍凉与温暖的交响曲。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01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