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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
作者:朱 强(青年作家、《百花洲》执行主编)
山路像一枚弯钩,轻轻地甩进深山。我有意把车玻璃摇开,连绵的绿色连接了古老的岁月。地上像有一个巨大的蒸笼,伴随着呼呼的晚风,各种撩人的气息纷纷涌向肺腑。开车的人是老铜,退休后,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果农。成为果农的他,比以前更有理由不修边幅。我扭头一看,他的越野车后座被塑料桶、蛇皮袋、各种农具挤占得不留空隙。
群山荡漾的色彩在暮色中快速沉陷,山的起伏在车轮底下逐渐显现。偶尔一个急转弯,汽车喇叭在山道上发出一声吼,夜被撕开了,而多少峥嵘的岁月就隐藏在这起伏与转折里。
插图:郭红松
一
书上说,红军从前面的一道包围圈冲出来,子弹都耗光了,战士们的眼睛里满是血丝,到最后只能和敌人拼刺刀。沾满了鲜血的刺刀被积蓄在胸中的怒火一下又一下地向外刺去。天昏地暗,刺刀也弯曲了,不得不用脚将刺刀踩直。
为了配合主力红军长征,留守在苏区的战士们已毫无退路。仅存的地图,字迹模糊,上面还沾着血迹,除了简单几个地名,并没有更多信息。满目的丘陵,将大地团团围住,到底哪里才是出路呢?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向导,将有多少突围的战士误入敌人的包围圈。千钧一发,有一个声音在战士们中间小声地传开了:翻过前面的山梁,就到了油山。那里有负责与大家接应的同志……
此时,我们距离油山镇仍有十几公里的夜路,中间还隔了一个镇子,此镇名曰大阿。为我接风的朋友,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他在镇上中学当了一辈子教师,人生的重要经历都发生在这个小镇上。他的儿子从医科大学毕业以后,回归故里,成了小镇上的一名医生。
大阿镇是油山前面的一片场院,而生活的秘密却隐藏在后面的深深屋舍,那里才有构成故事的层峦叠嶂。为了让思绪充分地进入历史发生地,与山里人的生活撞个满怀,当夜,我们把酒店订在距离油山墟不远处的一家民宿。房间在二楼,裸露的红砖墙,只是简单收了灰缝,天花板也未曾粉刷。房子后面是走马垄水库,水库负责远近几个乡镇的农田灌溉。以前灌溉都是靠水渠引水,一旦山土塌方,渠道下游便堵塞淤积。现在,改成了暗埋水管,水像血液似的遍布周身。庄稼喝上了“自来水”,整块田土都丰盈活泛起来。
次日正逢油山墟日。墟,是赣南的乡村集市。相比起日子的藏,墟就是日子里的显,显山露水,大显于市。这些日子约定俗成,人们在墟市交头接耳、商讨价钱。农民把准备好的大米、香油、黄豆担到墟市,不太露脸的妇女,也走出了屋子。墟散后,大家又回到了私人的生活空间,开始了各种紧张地忙碌。
城里人的早晨刚被一声哈欠撞醒,但墟已开张了好几个时辰。人们兴致勃勃,情绪高涨,街面上摊位随意布置,仿佛即兴之作。摊子普遍都小,小至一两个簸箕,里面盛着藕、山桃、荸荠、山芋、干笋或白条。有一种扁圆形的鱼干,乡里人谓之“饿佬”。这种鱼毫不畏生,相比起精于世故的头脑,它简直天真未凿。
客家人喜欢把各种食物晒干或腌制保存,这与他们勤俭持家的传统不无关系。历史上客家人饱尝过战乱与饥荒,居安思危、克己节欲的思想也就在潜意识里沉淀下来。我们在墟市上来回闲逛,山民穿着打扮像在开一个盛大的服装会。有人穿牛仔,有人穿解放鞋,有人穿旅游鞋,有人身披的确良花格子衬衫,有人套件T恤衫,有人戴礼帽,有人戴棒球帽,还有人头上戴一顶青斗笠。总之,五花八门,年代与年代相撞在一块。
有一个老妇人,头上缠着蓝色头巾,满头银发,就像时间的秘密被包裹起来。腰是佝偻的,脸部与手上的褶子和拐杖的纹理如出一辙。光从她的眼睛里射出来,是深不见底的蓝色。我的心顿时被撞了一下,好像一块封藏了几百年的记忆被无意中读到。偶尔腰或者肩膀也被什么轻轻一撞,但力量都近乎温和。弯腰或蹲下身子,拿起一个物件,摩挲或者端详,总之墟市上没有什么东西不能碰。
摊主用沾着泥土的手热情地递来一个山桃,红彤彤的,接过来觉得有一种滚烫的温度传到身上。摊主咧着嘴笑,那种笑,让你想起你的老祖母,表情非常安详、松弛。我有意地靠近,希望距离他们能够再近一点,呼吸到他们身上的泥土味、汗味与鱼腥味,美好生活总是有气味的,这个庞大的气味里收藏了万物的浪漫情致。
太阳已挂上山梁,墟市眼看就要散了。大概也就在这时,卖早餐的店主、满面红光的屠夫、挑担子的菜农以及沉默寡言的修锅底的匠人,他们的身份在我的眼里竟变得恍惚起来。年轻人也许为了生计,农闲时经亲友介绍,到周围的城市打一份零工,成为工地上的泥水匠、写字楼里的清洁工、风里雨里的外卖小哥。但到了春种秋收的时节,他们就回到地里,跟在父辈们后面,深一脚、浅一脚,蹚着泥水,老老实实地恢复自己内在的身份。在这些身份中间,好像也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农忙时,他们亲近泥土,农闲时,投奔城市。年轻人头脑灵活,开始在直播平台大显身手。总之,他们与世界的关系越复杂,能够获得的外部力量与空间就越多。他们勤劳奋斗,目的只是想把生活过得更好。
但时间再往前推,回到20世纪30年代,兵荒马乱中,他们的祖辈却在普通人的身份中挑起了一副特殊的担子。
二
1935年4月,敌人清剿的重点,已转向油山。国民党不仅对游击区实行经济封锁,还在山脉的主要城镇、村庄里建筑碉堡,驻扎军队,拉上电线和铁丝网。粮、油、盐等生活必需品都被严格控制,目的是把山中的红军游击队的生活来源彻底地切断,企图将他们活活地困死。
春天来了,山下的油菜花纷纷炸裂,蹿出嗤嗤的黄色火苗。万物生发,漫山的马尾松、红豆杉、毛竹、木荷、香樟和不知名的树木交错重叠。凝重的树影从空中落下,阴森森的。寒气让人打出了一声喷嚏。幸好响动及时被春鸟覆盖,才免于暴露目标。柳莺和山雀乱啼一阵,像跳跃的音符。敌人派出了搜山队和探子潜伏于各处。他们还特别雇用了盲者,专门在山的一个豁口负责听风。
游击队的一声咳嗽,立马就会有大量蛆虫般的敌军围上来。紧接着机枪在林中一阵乱扫,子弹在叶片上发出嗖嗖狂叫,寒光凛凛的刺刀也向着草垛里一阵猛刺。敌人想出了更阴毒的招数,他们在村里找到地主婆,让她手里拎个饭菜篮子,用一种尖声尖气的声音满山地叫喊:“同志哥,我是翠花,给大伙送饭来了。”但这种拙劣的伎俩,在游击队面前往往不攻自破,因为村民们送粮食向来都是悄无声息的,他们把行迹藏在大雾或者夜色中。
无论敌人怎样设计设伏,游击队总有对付的妙招。每逢撤退,他们故意将鞋子倒穿。爬山时,排成一队,脚印套脚印地往山上爬。踩倒的野草,赶忙扶起,以免被敌人发现。敌人抄西山,游击队就扔几口破锅到西山上。总之,绵延起伏的山岭就像是一个用来和敌人捉迷藏的场所。山里缺衣少粮,饥饿有时候比孤独更可怕,饥肠辘辘时,肚子里像有一面鼓在擂。
所幸,山里资源丰富,春笋、蕨菜、苎麻叶、鼠曲草……应有尽有,万物皆备于山!条件允许,野菜可以水煮;情况紧迫,直接干嚼。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无论是苦味还是甜味,好歹让灼烧的胃有了幸福的满足感。
有经验的战士,一眼就认出了路边的鼠曲草,其叶子颇似鼠耳,上覆有白色绒毛,客家人也称之为“黄花梦”“田艾”或“白头翁”。每至清明时节,女人们将篮子里的鼠曲草洗净晾干,然后剁碎蒸熟,和上糯米粉,揉成一颗颗翡翠般透亮的青团。单调的餐桌上,多了一抹亮色。不过,战争把原本平静的生活都搅乱了。孤灯下,一个年迈的母亲在思念他久出未归的儿子,一个将要分娩的女人,正心心念念着她深爱的丈夫。可这个被情感牵系的人,却毅然地选择了扛起枪。他宁愿在深山里忍饥挨饿,也不愿做一个背信弃义者。
事实上,他完全可以选择放下枪,重新拾起锄头,在祖辈耕耘过的土地上,继续前人的老路。但那样,他的命几时才轮得到自己做主?即使丰年,农民脸上也看不出丝毫喜色,因为土地不是自己的,收成少不了被地主剥削。荒年时,他们甚至还要卖妻鬻子才能吃饭、还债。
理想从来都不会无中生有,尤其当它关系到残酷的生存斗争时,理想就成了光芒万丈的宝塔。对于这些背井离乡的年轻战士来说,他们岂忍心与亲人割断联系,但如果不勇敢地奔向战场,他又怎能够找到心目中的理想家园?
三
日当正午,热闹云散,墟市只留下环卫工人在街心挥动扫帚。扫帚的沙沙声应和着田野里的鸟鸣与风声。适才所有的景象,都像是小说家虚构出来的。楼上的窗户里传出小儿的啼哭。电视机的声音清晰在耳。人们把买来的肉烹饪成一道道客家美食。远近已经听得到乡亲们在一张桌子前划拳行酒令了。
自从土坯房拆除以后,农户们都盖起了两三层楼的自建房。住所也由简单的平面变得颇具有空间意味。人们在一楼会客、用餐、饮茶。二楼、三楼通向的是一个个散发着私密气味的房间。
午饭时,当地人端来了一盘油炸马蜂。据说在饭店里马蜂是论个卖的。马蜂凶猛的性情早已经被沸油滤去。剩下的是金黄酥脆的外表,佐以用姜丝、蒜泥、腐乳调制的辣椒酱,味道特别爽口。
我从陈毅元帅当年的回忆录中,读到了这道别具一格的菜品,惊喜莫名:“大树棵里,马蜂多得很,搞个竹篾背斗,护着头脸,把蜂窝一烧,马蜂飞去了,然后将幼虫搞下,把来一炒,跟蚕蛹一样香脆……”在前途未卜、生死攸关的时刻,没想到革命者的内心仍然这么从容,这需要多少勇气和定力!
断粮以后,游击队员们只能靠山吃山了。大山对人的恩情从来都是不分厚薄的。山把这些失散之人接纳下来,锤炼他们的筋骨和意志。苦难让人变得更加坚强,也让人有更多的时间去迎接革命的波澜壮阔。
我看了一眼墟镇后面沉雄的山色,流淌的绿色中蓄满了山的力量。看山会把人的胸襟看宽阔。将深山和墟镇连接起来的,是一条条深不见底的长坑。长坑宽阔处,零星地散落着几个屋场。房屋依山建筑,中间聚居着一个或者几个大姓,他们多是从中原大地迁居到南方的客家,“太原遗风”“紫阳世泽”“南阳世家”的门匾,清楚说出了家族来历。
眼前的这条长坑,从墟镇方向蜿蜒出来,以前是沙土路,大风起兮,灰尘漫天,山民们倒也习以为常。这种沙土,多是由石头风化而成,呈现出很强的酸性,不太适合作物的生长。后来,沙土路铺上了水泥,裸露的红褐色山体,也被橙园与竹林覆盖。清亮的路面,被雨水洗过,映出青青的山色与天色。
当年,红军依托周围的几个屋场,秘密地进行地下活动,谁也说不清山里到底潜伏了多少游击队员。有人说,凡有树木摇动之处,就有游击队。老朱的奶奶李桂花将这一幕看在了眼里,又把这些红色往事作为遗产传给了老朱。老朱成了油山往事的一名精彩的讲述者。
长坑中有个叫老屋下的屋场,老朱家世居于此。见面时,他从一扇不锈钢的大门中转出来,背着手。脏兮兮的皮鞋,感觉像是在地里刚做过农活。他家的新房子已经建好,外墙贴了木纹瓷砖。一旁的土坯房却没有拆,这种民居,赣南人谓之四扇三间或五扇四间。殷实人家通常还会造一个天井,取四水归堂之意。好处是冬暖夏凉;坏处当然也有,雨天泥水下注,需要用澡盆承接屋漏。
村里将这些旧房子粉刷一新。西北角的耳房,受到主人特殊照顾,保留了它的沧桑陈旧。壁上依稀可见当年激战时留下的弹痕。据说是当年村民掩护红军伤员留下的历史见证。
老朱的奶奶李桂花当时就住在这间房里。李桂花当时也还年轻,但却不是弱柳扶风的小姐模样。她成天绷着绑腿,一袭黑衣,头发齐耳根。岭上刚泛出鱼肚白,她就把灶膛烧得红红的,灶火先得用松枝引,松枝里有油脂,火旺。劈好的干柴架在上头,火势上来了,灶膛里噼啪作响。
老朱引我们到屋后的竹林,竹林里造了凉亭,地砖铺就的曲径,可以通向竹林的各个角落。走累了,还可以在石凳上小憩片刻。
我和老朱随口聊些话题:稻子亩产量多少,孩子的读书问题,村里有几成农民在从事脐橙种植,果树的病害防治,外出务工与单纯从事农活的年收入对比……老朱的手轻轻地按下去,回答得不紧不慢。
现在,他的手又轻轻地举起来,对准眼前的一棵香樟树,我猜测又有一个什么传奇故事要冒出来了。老朱说,他的奶奶李桂花就是在这棵树下救了一个人的命。当时那人脸色青紫,衣服上补丁摞补丁,但帽子上的红星却光彩熠熠。那人显然是被毒蛇咬伤了,也不知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到了村后面的这片竹林,他想再多走一步,但眼前的天地迅速地黑了下来。李桂花看在眼里,一切都看明白了,她的心怦怦直跳。难道村里正在搞连坐法,私藏游击队员要杀头她会不知道?然而,她没有迟疑,是客家人本性里的善良与仗义让她奋不顾身。
死生虽大,但如果丢了立身的“义”,活着的意义又在哪呢?这个陌生人最终被一间漆黑的阁楼接纳下来,草药与食物,让他的体力得以恢复。在最艰难的时刻,他被客家人持续的暖意包裹。这些热情洋溢的面孔也因此构成了深藏他身份的另一重深山。
四
从竹林里出来,我又撞见了那扇斑驳土墙。土墙距离地面三米高的位置,竟开有一个小门,木门紧闭,门板黑乎乎的。老朱说,其实后墙当初是紧挨着山的。以前的木门和后山之间,铺设了一条两米长的板桥。木梓、松塔、鲜笋、酸枣、木耳、地皮菜,通过这座板桥抵达人们锅碗瓢盆的鲜活日常。
游击队与山民之间的深沉友谊就建立在这个窄小的木门里。大门通常都是用来迎接远客,而真正的生死之交却是通过这扇特殊的小门进入的。我站在这面普通的土墙前面,深情地望着那个木门,我似乎又看到了那刀光闪亮的鲜血迸溅,匆忙的脚步声正破空而来,通过此门,村民们为游击队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食、御寒的冬衣、食盐、药品、情报甚至弹药,帮助他们度过了一个个饥寒交迫的日子。
历史,通常就凝结在这样的一些寻常之物上。如果不是有人讲述,谁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镌刻过特殊记忆的物件往往拥有更恒久的生命,这种生命是值得眷念与珍重的。
整整一天,我在油山的长坑中漫游。无数的劳作者在山里忙碌,绿色中,他们背影摇曳出诗的浪漫。我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新的天地,农民对土地爱得更加深沉,因为经汗水浇灌换来的收获是自己的。
历史通常存在于书本或人的记忆里,油山把原本光滑平坦的土地变得皱褶纵横,像一部大书。山色在明艳的阳光中呈现出花岗岩的纹理,这是一张有故事的脸,脸上的皱褶里嵌满了远行者的苦难与坚毅。那些留守在大山里的红军战士,尽管没有随红军主力奔赴漫漫长征,但在精神的层面上却堪称另一种远行者。他们潜伏在敌人重兵围困的内部,高擎革命的烛火在人间赶路。
星星之火正借着山民们提供的柴,不断壮大。他们之间,都被双向奔赴的豪气与善意感动。农忙时节,游击队乔装成农民,他们赤着脚、光着膀子与山民们一同犁田、插秧、收割稻子。
秧苗青青,稻穗金黄,细雨中黄鹂鸟鸣婉转如仙乐。水田里黝黑瓷实的面孔中央,目光清亮。战士们在劳作中与山民结成朋友与兄弟。大家汗流浃背,忙碌让他们忘了彼此。恰当此时,浩茫的心事与美好的憧憬也以悄悄话的形式在水田里飘散开来……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2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