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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小说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4-08-23 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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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祝勇

  1976年冬,8岁的我在沈阳二○二医院住院。住院的日子,寂寞而枯淡。躺在病床上输液,有大把的时光需要熬过。生病让我过早地体会到了孤单的滋味,有时候我会长久地盯着窗外的流云一言不发。我估计这让母亲感到心焦,二○二医院对面就是马路湾新华书店,母亲便时常去那家书店给我买小人书,让我度过难熬的时光。

听小说

插图:周艺珣

  除了看小人书,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打发时间,那就是听广播。母亲给我买了一个小巧的半导体收音机放在我的枕边,银色的机身,像一个魔盒,内部仿佛贮藏着无限深广的世界,藏得下万籁之声,也藏得下人间悲喜。只要我醒着,大部分时间都在听收音机,从《小喇叭》《每周一歌》到《农业科学实验》,一个也不肯放过。

  东北人把收音机叫“戏匣子”,但我的戏匣子很少用来听戏,更多是听小说和广播剧。因为买书的费用捉襟见肘,藏在收音机里的“书”却如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而用之不竭。

  所有的节目里,我最喜欢听的是小说连播,这说明我小小年纪就有了成为“文青”的趋势。我听过《大刀记》《前夕》《沸腾的群山》等等,都是符合当时革命文艺要求的作品。

  粉碎“四人帮”以后,播出的小说渐渐发生了变化,《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平原枪声》《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这些红色小说重回大众的视野。它们的文学性,自然也比“文革”期间的那些应景之作高出许多。当时能够接触到的文学作品只有这些,像福克纳、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的小说,是决然接触不到的。那时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黎汝清,我从小说连播里收听过他的长篇小说《叶秋红》《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这些小说悬念丛生,丝丝入扣,其实是古为今用、旧瓶装新酒,把《水浒传》《七侠五义》这些古典小说的叙事套路纳入革命题材,从而引人入胜,尤其是《海岛女民兵》,把严酷的阶级斗争主题编织进了美丽的海岛风光中,极具感染力。当然,其中的许多情节在今天看来过于离奇,比如暗藏的敌人把发报机藏在假腿里,然而读者也顾不得挑剔。这部小说在1975年被改编成电影,名曰《海霞》。电影的主题曲是这么唱的:“大海边哎沙滩上哎,风吹榕树沙沙响。渔家姑娘在海边哎,织呀织渔网……”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这首歌几乎没有人不会唱。

  说到黎汝清,这是个好作家,创作束缚一旦解除,功力就显露出来。他后来写了《湘江之战》《碧血黄沙》《皖南事变》,被称作“悲剧三部曲”,一部比一部沉郁悲壮。《湘江之战》描写了长征中最惨烈的一次战役,这是第一部以此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当时,我只知道革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所以作品给我的冲击力极大。黎汝清非常善于通过细节塑造人物,对领袖人物的塑造更是不落俗套。

  收听长篇连播这个习惯我在后来的岁月中一直保持着。时在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当演员的王刚播讲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我同样听得如痴如醉。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都会打开收音机,听王刚讲述王一民和玉旨一郎斗法的故事。这部小说的作者陈玙,是辽宁省作家协会的作家、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编剧。《夜幕下的哈尔滨》长达70万字,是那个时代的“谍战小说”,一个悬念扣着一个悬念,紧张的搏杀中潜伏着莫测的意外,惊险而好看。经王刚用富于磁性的声音讲述,这部小说更是风靡全中国。王刚后来回忆:“老作家陈玙在去外地开笔会回来之后对我讲,这一路火车上、轮船上,他听到广播里都是在播讲他的《夜幕下的哈尔滨》。”王刚还说,有三亿人聆听了这部小说。“那时候没几家有空调,连电扇都算奢侈品,人们为降暑,只好打开窗户。我清晰地听见我在每家讲故事,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里在同一时刻传出的几乎都是我的声音。”

  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大馆儿”(即辽宁体育馆,现已拆除)举行过一次文艺晚会,其中有个王刚的节目,就是现场播讲《夜幕下的哈尔滨》。在上万人的体育馆里,一个演员播讲小说,这在小说播讲史上应该是史无前例的。后来我读到王刚的回忆录,果然记录了这次演出的盛况:

  “只有我一个人站在中间,两束追光打下来,打在我孤零零的身影上。我在那里悠悠地说,慢条斯理地说。”

  “多少年来,我都难忘那种感觉,那被遮蔽的脸庞,压抑着的热情,似乎只能通过第三维去感知,冥冥当中,一股力量在牵引着你,给你神秘的昭示。”

  “突然降临的巨大的安静,把体育馆的负责人吓坏了,他在外面的走廊不安地自语:唔?怎么没动静了?瞧里面黑的!莫非——停电了?”

  “不放心,到进口处一看:无恙,王刚在那说呢,一个人。”

  当时我没能进入体育馆目睹这样的演出盛况,但可从中一窥人们对聆听播讲《夜幕下的哈尔滨》的迷恋、痴狂。我想起当年从父亲的书架上翻看《老残游记》,讲到市井百姓对听白妞说书有着巨大的热情。先是挑担子的放下货担要去听书,再是柜台伙计争相告假要去听书。到了说书当天,很多客人没有吃饭就来了,普通茶客早早占位,达官贵人则早早定座儿。下午一点钟开唱,上午不到十点钟就没座儿了。好容易挨到开场,出来一个丑陋男子弹弦子,竟“抑扬顿挫,入耳动心”。弹罢一曲,出来一个标致的姑娘,却不是白妞,而是黑妞,“歌喉遽发,字字清脆,声声宛转,如新莺出谷,乳燕归巢”。主人公还没出场,就把听众的情绪调动到极致,说书的魅力,也被作者渲染到极致。

  后来,我又收听了王刚播讲的《绿色之王》,讲述纳粹集中营死人坑中的一个幸存者,以奇特的方式报父仇的故事。他在中东参加突击队,在北非参与走私,又浪迹印第安人的部落,后来到了美国,从穷光蛋变成了拥有1600多家公司的亿万富翁,甚至企图缔造一个主权国家。这是一部现代版的《基督山伯爵》。我听得入迷,被悬念勾着,就干脆买了一本原著,每日灯下阅读,以摆脱广播电台的“控制”。

  30多年后,我在北京电视台的《书画里的中国》节目中与王刚老师相遇,闲聊时谈到《绿色之王》,他差点惊掉了下巴。他没想到我还知道这部作品,连说“太早了,太早了”。于他,于我,想必都有恍如隔世之感。那时他刚刚“触电”,触的不是电视,而是电台。王刚后来与电视的缘分,也是源于《夜幕下的哈尔滨》。在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里,王刚扮演了他自己——说书人。

  我何止记得这部作品,还清晰地记得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叫雷伯·克利姆罗德,作者的名字叫保尔-卢·苏里策尔,因为广播里说:“下面是长篇连播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绿色之王》,作者保尔-卢·苏里策尔,由王刚播讲。”这段话每期节目开头都要讲一遍,想记不住都不行。

  我的文学启蒙,相当一部分是借助小说连播完成的。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23日 15版)

[ 责编:张悦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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