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红色经典】

　　作者：张清芳（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河北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1957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1964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6次印刷该书，此时《红旗谱》印数已达97万多册。1965年出版第三版，1978年又推出第四版，至此《红旗谱》印数达500余万册。至20世纪末，《红旗谱》印数已超过1000万册。

　　《红旗谱》甫一出版，就由北京评剧团率先改编成评剧演出，随后河北省话剧团改编成话剧上演，均受到热烈欢迎。1960年《红旗谱》被拍摄成同名电影，放映后立即红遍全国。2004年，《红旗谱》被拍摄成27集同名电视剧。2019年，《红旗谱》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1960年，该书俄语版与越文版分别在苏联和越南出版，之后陆续译成其他语种，共计8种外文译本。《红旗谱》作为塑造出新中国建立过程中中国农民典型形象、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气质的当代经典，一直在海内外受到广泛关注。

梁斌1960年在北京。资料图片

　　“一连串的事件感动了我，烈士们英勇的形象激动了我”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很多作家从河北走出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当代著名作家梁斌就是其中一位。1914年3月，梁斌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他原名梁维周，8岁入村中小学读书。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的种子也开始在梁斌心中萌发。他在12岁考入县立高小，受到张化鲁等共产党员老师的教育与深刻影响。1927年，13岁的梁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人生由此开始揭开新的篇章。

　　1928年，梁斌高小毕业。他在1929年冬天参加了反割头税运动。“腊月二十七日，城里大集，趁着集日开大会，砸了盐店，到县政府请愿，要求县长出来讲话，免收割头税……我把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写进《红旗谱》第二卷中。”（《一个小说家的自述》）这场公开合法斗争取得胜利，使梁斌看到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

　　1930年，梁斌考入位于保定的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这是一所由共产党主导的学校，此时他开始阅读《毁灭》《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和其他进步书籍，在这座革命洪炉中开始了政治和文学的成长。1932年，二师“七六”学潮爆发，梁斌虽然因病没有直接参加学生护校斗争，但是他在校外通过募捐钱物来支持护校同学。1932年8月，高蠡暴动被镇压。梁斌当时大哭一场，也激发起他以笔为刀枪的决心，这些历史事件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内容。

　　1933年春天，失学失业的梁斌到北京，加入“左联”后发表多篇杂文。1934年春天他被国民党当局抓进拘留所，一个多月后才被保释，旋即考入山东剧院。1935年春天梁斌写了《姐姐》《夜之交流》等几个短篇，首次在作品中呈现“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等历史事件。

　　1936年梁斌因胃病发作返回家乡。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在当地农村基层组织做了很多革命工作，并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8年到1941年期间，他担任过冀中的新世纪剧社社长、冀中文化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利用空闲时间继续搞创作，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和《爸爸做错了》《血洒卢沟桥》《抗日人家》《五谷丰登》《千里堤》等几个剧本。

《红旗谱》封面，郭沫若题字，黄胄配图

《红旗谱》手稿 资料图片

　　1942年梁斌经受了极其残酷的冀中“五一”大扫荡考验。1943年他把《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修改为中篇小说，以《父亲》为标题发表，《红旗谱》中朱老忠一家的遭遇此时已经初步成形，而他的创作水平也有显著提高。

　　为了进一步积累《红旗谱》涉及的素材资料，一直在冀中革命根据地工作的梁斌在1948年主动要求南下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湖北襄樊地委宣传部长、襄阳日报社社长、武汉日报社社长等职务，尽管平时有繁重的日常工作，但他心中时刻为《红旗谱》打腹稿。

　　梁斌是一位在血与火的北方农村革命斗争与基层组织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作家，《红旗谱》的人物形象、故事框架、内容主题与典型的群众语言等，经过20年生活与文学上的丰富累积，也已日趋成熟：“为了写这部书，我得清清仓底，首先考虑到人物，以过去写过的剧本、短篇、中篇中写过的人物为基础，进一步典型化；只要在书里露一下面，就要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就需要众多精悍的细节，于是我的思考又沉入众乱纷纭的细节之中。”（《一个小说家的自述》）

　　1953年梁斌利用休假时间开始写作，此后完全投入这部小说的创作中，每天写作10小时以上，在1954年底完成初稿。此时他应老朋友田间的邀请调到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工作。梁斌曾拿着这部初稿到天津找孙犁等朋友看。孙犁看后建议：“你铺直了写，写一部《水浒传》！”

　　回北京后梁斌立即开始进行重写：“因为童年生活、少年时代的生活在吸引着我，十三岁入团、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割头税运动、二师‘七六’学潮、高蠡暴动……一个事件，又一个事件，历历如画，如在目前。我反复咀嚼着，回忆着，我下定决心，这一大段生活，我不能抛弃它不写。我要另做计划，从头写起。于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琢磨，另编故事，概括更大的社会面，把我一生的生活经历都概括进去，尤其忆起少年时代的斗争生活，越想越有滋味。”（《一个小说家的自述》）考虑到重写和修改这部小说可能会花费几年时间，梁斌起意调回河北。到河北文联后，他以每天四五千字、有时7000字甚至9000字的速度进行写作。

电影《红旗谱》（1960年）剧照

　　此时梁斌的创作欲和灵感都处于高峰，他每天黎明便开始伏案写作，因聚精会神地投入写作而经常忘记按时吃饭，写到很晚才休息。当时写作条件很艰苦，“时当夏日，保定的温度极高。低头写作，汗粒滴满稿纸。我不得不设法降温，把被单蘸上凉水，挂在屋中。打一盆冷水来，泡上一块毛巾，实在热了，即用冷毛巾擦头、擦洗身上。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即把冷水盆置于桌下，把两脚蹬在冷水盆里，倒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一个小说家的自述》）

　　1954年7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梁斌长篇小说《七月》（《红旗谱》第一部）第三章，1955年3月《北京日报》发表《朱老忠济南探监》（《红旗谱》初稿《红旗与枪》中的一章）；到1955年他已经重写完《红旗谱》，同时开始构思堪称其续集的长篇小说《播火记》。

　　然而，梁斌觉得重写的版本“不够味”，依然抽时间继续修改。在经过多次、有的地方甚至是十几次的删改修订后，直到1957年12月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一版，此时梁斌因为几年高强度写作积劳成疾，已经缠绵病榻。但是他感到特别愉快和欣慰，因为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在这个时代中，一连串的事件感动了我，烈士们英勇的形象激动了我，自此，我决心在文学领域内把他们的性格、形象，把他们的英勇，把这一连串震惊人心的历史事件保留下来，传给下一代。”（《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

　　1959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略经修改的《红旗谱》第二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年出版第一版，收入梁斌的文章《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作为该书代序。1958年10月《红旗谱》中“砸古钟”和“反割头税”两部分章节分别作为《农村图书室丛书》的第二、三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部小说在梁斌的老家同样很受欢迎，乡亲们每晚通过高音喇叭一起听中央电台的广播。部分省市出版社也出版了《红旗谱》。小说出版之后引起很大轰动，被誉为“描写农民革命斗争的第一史诗”。

　　“我爱农民，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于是我竭力想表现他们，想要创造高大的农民形象”

　　《红旗谱》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方农村革命斗争的发生、发展和高潮过程作为背景，以大革命历史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七六”学潮为具体历史主线，围绕冀中平原朱、严两家三代农民与冯家两代地主之间的尖锐矛盾斗争展开整个故事，史诗性地再现了轰轰烈烈的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绘制出一幅广阔的革命斗争画卷。

　　梁斌说：“我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生活，我爱农民，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于是我竭力想表现他们，想要创造高大的农民形象，这是我写这部书的主题思想之由来。”（《漫谈〈红旗谱〉的创作》）《红旗谱》塑造了18个人物，其中大部分是从农民成长起来的革命英雄。书中人物大都有现实生活原型，有和梁斌并肩战斗的众多同学、朋友和战友们的事迹，也有他亲人的音容笑貌。例如共产党领导人贾湘农，是把当时中共北方局两个视察员及梁斌上高小时几位党员老师的形象与事迹加以综合后塑造出来的。朱老忠的原型是一位牺牲了3个共产党员儿子的硬朗乐观老人，严运涛是以梁斌二姐的大儿子为原型，严江涛则带有梁斌自己及其他一些同学的性格特点。但是如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生活并不等于完全把现实生活搬入小说中，为了创作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梁斌认识到：“这卷书不是历史的再现，为了不失真、善、美的艺术原则，我不得不加以虚构。”因此《红旗谱》中众多的人物形象，既因有现实生活基础而显得真实生动形象，又包含着理想化的虚构成分和艺术典型性。

　　贾湘农是冀中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的地方干部。尽管“新的人物不好写”，容易犯概念化、简单化的毛病，但是梁斌却从生活细节出发，在突出贾湘农作为党的领导人所拥有的睿智冷静、能够运筹帷幄地掌握革命发展全局的特点时，展现了他朴实诚恳、没有架子的共产党员形象。贾湘农喜欢和群众交朋友、打成一片。例如当他到严运涛家谈工作，谈话之余在严家小井台熟练地拧辘轳帮着浇地，用他的话说：“在乡村里不会农活，怎么领导工作哩？”他用实际行动拉近与农民的距离，赢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作为冀中革命的“播火人”，贾湘农的形象被塑造得较为成功。

　　《红旗谱》主要塑造了三代农民英雄形象。生活在晚清的第一代农民朱老巩是传统的北方农民，豪爽耿直、好打抱不平，但脾气暴躁易怒，缺乏警惕性及与狡猾地主斗争的谋略。他在听到恶霸地主冯兰池要砸掉千里堤上的古钟，霸占四十八村官地的消息后，凭借一股血性要阻止砸钟。但是由于中了地主的调虎离山之计而导致失败，他气愤吐血，后重病身亡。帮助他护钟的好友严老祥在几年后也被迫“下了关东”。第一代农民自发对抗地主的行动虽然失败了，然而朱老巩舍身护钟的传奇故事多年里却广为流传。

　　第二代农民登上历史舞台是在25年后。在父亲朱老巩去世后，年仅15岁的朱虎子（后叫朱老忠）离开家乡四处漂泊。他在人到中年时带着老婆和大贵、二贵两个儿子从东北返回家乡，要报血海深仇。朱老忠在保定车站恰巧遇到儿时伙伴严志和（严老祥之子）。在得知冯兰池现在称为冯老兰，霸道得更厉害的时候，他明知道前行之路艰难却又充满乐观豪迈的决心，打定主意：“我要回去，擦亮眼睛看着他，等着他。他发了家，我也看着。他败了家，我也看着。我等不上他，我儿子等得上他。我儿子等不上他，我孙子等得上他。总有看到他败家的那一天，出水才看两腿泥！”他们一起返回老家锁井镇，第二代农民反抗恶霸地主的故事由此展开。

　　朱老忠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农民英雄典型，也是一位充满理想色彩的英雄人物。他继承了父亲正直仗义的性格与侠义之气，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加上年轻时走南闯北而拥有丰富阅历，心胸开阔、遇事冷静，“出水才看两腿泥”成为他的性格写照。他送银圆给患眼病的朱老明治病，卖了自家小牛犊资助严志和的二儿子江涛去保定二师上学，还代替病倒的严志和与江涛徒步去济南，探望被作为共产党政治犯关押进监狱的严志和大儿子运涛。当他面对冯老兰因报复而领兵抓走大儿子大贵去当壮丁时，开始很愤怒，不过很快冷静下来后劝解妻子，并嘱咐大贵：“咱当兵不像人家，不能抢抢夺夺，不能伤害人家性命。”然而朱老忠的思想发生根本的成长和转变，是在通过运涛认识贾湘农之后，他接触到共产党，才“扑摸到了主心骨”，实现了从一个旧式农民到新农民革命英雄的转变。他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反割头税”运动并取得胜利，打败了恶霸地主冯老兰。之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为个人报家仇到为民族谋发展、为国家雪国耻的思想升华，变得更加有勇有谋。他还在保定二师学潮中做了很多外围工作，由此成为《红旗谱》中最出彩的一位农民英雄。

　　严志和是一个作者有意设置的、与朱老忠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他是地道的农民，性格善良却软弱。他在朱老明和冯老兰打官司时支持前者，但是在官司输了之后赔上一头牛，就此失去斗志。严志和为了筹集朱老忠他们去济南探监的路费，只能忍痛把自己父亲开垦出来的“宝地”卖给冯老兰。他心中割舍不下“宝地”：“严志和一登上肥厚的土地，脚下像是有弹性的，柔软得像踩在发面团上走路，发散出一种青苍的香味。走着，走着，眼里又流下泪来，一个趔趄，跪在地下。张开大嘴，啃着泥土，咬嚼着，伸长了脖子咽下去。”一个质朴真实的农民形象跃然纸上。不过在朱老忠影响下，他没有阻拦江涛参加革命活动，还在朱老忠带动下参加反割头税运动，在斗争中提高了思想觉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三代农民英雄以严运涛、朱大贵、严江涛、朱二贵、春兰等为代表。严运涛和朱大贵的形象同样带有对比性。运涛性格柔和，是个“绵长人”，不和别人正面起冲突，而大贵则急躁、耿直、莽撞。他们不同的性格在作者所说“生龙活虎的第二代人物出现了”的“脯红鸟事件”中展现出来。运涛在田里捕捉到珍贵的脯红鸟，畅想卖了它后给恋人春兰买件花棉袄，还可买车、买牛，但是冯老兰却抢走了鸟儿。面对恶霸地主的欺负，严运涛支持大贵把鸟儿拿回家。在鸟儿被猫吃了后，他却对大贵没有任何责怪：“甭说是只靛颏，就是一头牛，糟蹋了也就糟蹋了。什么赔不赔，咱弟兄，过去没有半点不好，哪能说到这字眼上。”他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有清醒认识，因此他在认识贾湘农后进步很快。在南下参加北伐军后，严运涛加入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名英勇善战的革命战士。

　　比运涛小两岁的朱大贵同样正直能干，他与父亲一起积极参加反割头税运动并发挥出重要作用，在政治觉悟提高后也入了党。

　　春兰是有一定革命思想觉悟的年轻农村妇女代表，反抗意识已经由自发走向自觉，在看戏时敢身穿绣着“革命”两个字的外套。尽管春兰被盛怒的父亲毒打，却没有屈服，坚定地拒绝嫁给别人，而等待运涛出狱后与之结婚。

　　严江涛是第三代农民中的小知识分子。他考上保定第二师范，是朱老忠所期盼的“一文一武”中“文”的代表，他不但继承了哥哥运涛的细致沉稳，而且在运涛南下后接替农村革命工作并成为共产党员。江涛按照贾湘农的规划，城里年集时在“反割头税”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也是他指挥着由四十八村农民和学生们组成的游行队伍。在保定二师学潮中，他被反动军警抓进监狱。然而正如《红旗谱》的结尾所言：“在冀中平原上，将要掀起壮阔的风暴啊！”预示着已经成长起来的第三代农民英雄将会成为冀中革命风暴中的“弄潮儿”！

　　两代地主的形象塑造也没有脸谱化。例如在第一章“朱老巩大闹柳树林”中，当30多岁的村长冯兰池得知朱老巩阻拦了他派去砸铜钟的两个工匠后，“左手把衣襟一提，一阵风走上千里堤”。之后他和身材敦实、会耍些拳脚的朱老巩争吵起来。在争吵中没有占到便宜的情况下，“冯兰池火起来，五官都挪了位置。把朱老巩从长堤上拽下来，拉到大柳树林子里，四十八村的人们围护着跟到大柳树林子里，……他又把朱老巩从柳树林子拉上千里堤”。一个强横霸道的地主形象出现在读者眼前。

　　《红旗谱》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它借鉴中国文学章回体形式，吸收《水浒传》《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的写作手法，在一系列矛盾冲突与事件中，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对话，塑造出众多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作品的民族风格还体现在作品中大量的地方民情风俗描写上。像运涛出生时老奶奶在窗前挂红布，还有走庙会、过年时杀猪和赶年集等地方习俗，都为这部小说增添浓重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梁斌多年来注重语言的积累，通过使用经过提炼加工过的地方方言，使作品带有浓厚的冀中地区的地域色彩，实现朴实、精炼、准确的审美效果。

　　始终传递着“民族心灵深处的最强音”

　　《红旗谱》出版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梁斌的老师、东北师范大学代理校长丁浩川来信说：“你将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不久，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对《红旗谱》作了肯定性评价，出国访问时在国外也谈到这部作品。茅盾称《红旗谱》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郭沫若看过该书后很兴奋，为其题词“红旗高举乾坤赤，生面别开宇宙新”，并题写书名。

　　1958年2月，《文艺报》主编侯金镜召开座谈会，邀请当年参加过冀中革命斗争的老同志曹承宗、臧伯平、张金玺、常明座谈《红旗谱》，大家认为：“这本书写得很好，把白色恐怖统治下我们党的领导、革命的力量、群众对党一步进一步的认识都很好地写出来了，对青年一代教育意义很大。”

　　当时，对《红旗谱》的高度评价主要集中在史诗性、农民英雄形象塑造和民族风格等方面。方明认为《红旗谱》是“一幅壮丽、广阔的历史画卷”（方明：《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图画——读小说〈红旗谱〉》）。胡苏《革命英雄的谱系——〈红旗谱〉读后记》说：“我们读完书，就像读完了一部革命英雄的谱系。……一条条红线，贯联着一个个杰出的人物，一个个杰出的人物，擎着一面面红色的旗帜在如同波涛翻卷般的红旗之海里，高出海面的是我们党的最鲜红的大旗。”1958年《文艺报》结集了《革命英雄的谱系——〈红旗谱〉评论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在1960年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总结新中国文学创作概况时专门提到《红旗谱》与朱老忠形象的重要价值：“我们在《红旗谱》中看到了，在漫长的黑暗统治年代，老一代的革命农民，向反动势力冲锋陷阵的悲壮历史。在朱老忠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农民与地主的世世代代的阶级仇恨，体现了为他所启发，所鼓励的农民革命要求……”时任文化部部长茅盾在报告中指出：“从《红旗谱》看来，梁斌有浑厚之气而笔势健举，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而不求助于方言。一般说来，《红旗谱》的笔墨是简练的，但为了创造气氛，在个别场合也放手渲染，渗透在残酷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场面中的，始终是革命乐观主义的高亢嘹亮的调子，这就使得全书有浑厚而豪放的风格。”

　　《红旗谱》刚出版就被改编成评剧演出，河北评剧团在1958年首演。随后河北省话剧团改编成9幕话剧《红旗谱》，3次到天津、4次在保定演出，还2次进京演出，均受到热烈欢迎。当时的全国剧协主席、戏剧家田汉两次观看该剧，为祝贺剧团进京演出题诗一首：“清流碧血忍凝眸，廿载归来恨未休。苛税不除人不散，红旗飞满古城头。”全国文联副主席老舍在京看戏后为之提供许多生动的台词。上海文艺出版社拍摄大量剧照印制成连环画发行全国。该话剧还到武汉、上海、苏州、南京、济南、开封、郑州、福州等地演出，共演出300多场。

　　1960年，承德地区京剧团在天津演出《红旗谱》，名老生贯盛习演朱老忠。同年由天津电影制片厂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成同名电影，放映后立即风靡全国。电影导演为凌子风，编剧是海默，著名演员崔嵬饰演朱老忠。电影《红旗谱》在1962年首届“百花奖”评选中获“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摄影”两项大奖。在1962年5月22日的授奖大会上,老舍为饰演“朱老忠”的崔嵬题词：“贞如翠竹明于雪，静似苍松矫若龙”。

　　2004年，根据小说《红旗谱》改编、由中央电视台、中视传媒和天津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一台黄金档播放。

　　截至20世纪末，《红旗谱》已出版1000余万册。201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8卷本《梁斌文集》，第一卷就是《红旗谱》。《红旗谱》作为一部至今依然感动海内外读者心灵的红色文学佳作，始终传递着“民族心灵深处的最强音”（铁凝：《在梁斌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它的成功不但实现了包括梁斌在内的老一代作家把革命英雄精神“传给下一代”的伟大愿望，而且为当下新时代作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旗谱》内容选摘·

　　《光明日报》（2024年10月2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