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赏读】

　　作者：邵彦（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对于今天的观众，宋代书画兼具两个悖论性的身份：“熟悉的陌生人”和“神秘的公众人物”。受惠于图像复制和传播技术的进步，大部分宋代书画已经广为人知，其中最著名的作品经历了无数人的研究。而《知宋·宋代之书画艺术》主编洪再新教授希望，本书选编的文章能回答所有读者包括专业研究者都在不断追问的问题：从北宋到南宋，宋人是如何在山水意境的追求中，经历巨大的变化，不断创造艺术史的高峰，成就不朽的绘画经典的呢？

致子厚宫使正议尺牍（书法）苏轼（北宋）

　　要切入宋代书画研究的汪洋大海，既能起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又能体现一定的新意，难度不亚于创作一幅精细如宋画的作品。实际上，从篇目的选择与编排就可以看到主编的匠心，而每篇前的“编者按”则是对该篇主旨、入选理由和学术史价值的再认识，也是本书的看点之一。

　　本书从郑振铎的《〈宋人画册〉序》开始，结束于刘九洲的《两宋绘画新论》，暗含了对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郑振铎与张珩、徐邦达共同编辑并精印出版《宋人画册》，不但把“宋画”这个概念从历朝历代中拣选出来，使其成为“名画佳作”的样板，而且确立了鉴定与绘画史的伴生关系，从而使宋画研究对中国绘画史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刘九洲的文章是其《宋画史稿》的导论，意图建立“一本‘结构主义’的宋画史”，一方面探索和利用新发现、新认定的宋画，另一方面也在为宋画的美术史写作探讨一种更具立体性的新方式，从中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宋画研究对整个中国绘画史学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本书另外10篇文章中，洪再新《与世界艺术对话的历史平台：宋代美术诸问题的艺术史意义》也具有总述性质，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有助于读者了解选编《知宋·宋代之书画艺术》的学术框架。此文站在世界视角和美学层面，沿着学术史发展的时间线，剖析了宋代绘画史中先后成为学术热点的诸多问题。此文与洪教授三十多年前选编的经典之作《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一书开篇所选谢柏轲的《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颇有和声押韵之妙，可视为研究内容时段限定而范围更大的“世界宋代绘画史研究专论”，因而也是信息浓度最高的一篇，值得反复咀嚼、展开延伸。

深堂琴趣图（中国画）佚名（南宋）

　　《知宋·宋代之书画艺术》是著名宋史专家包伟民教授总主编的“知宋”书系之一本，全套十四本，各有主题。其中视觉艺术选择了存世实物较多、成就非凡、影响深远的宋代书画，体现了在宋史研究这个整体当中，书画所占的特殊分量和价值。相较于唐代的图像材料基本上“西看敦煌，东看正仓”，宋画的空间分布、题材内容以及围绕图画建立的文本世界无疑远为丰富和立体，而其写实性在唐代基础上达到了新的高峰——当我们把绘画作为“图像史料”来看待时，写实性同时也意味着史料性。

　　在《知宋·宋代之书画艺术》中，至少有三篇文章围绕着宋画的写实性展开讨论，分别是笔者的《虚实之间：〈清明上河图〉新读》、黄小峰的《繁花、婴戏与骷髅：寻觅宋画中的端午扇》和高昕丹的《凭证与象征：〈无准师范图〉研究》。其中我写《清明上河图》这篇，在选题切入方面的困境可以说是《知宋·宋代之书画艺术》全书的缩微版：如何在汗牛充栋的《清明上河图》研究中翻出新意？恰巧，我最后也选择了一种类似学术史的写法，通过对徐邦达最早提出的旧说的引入、否定，再回到肯定，其中也引入了考古学乃至数字遥感测绘成果，得到的结论不是我个人曾经期望过的颠覆旧说，而是佐证了旧说，也回到历史学者的初心和铁律：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西湖图（中国画）李嵩（南宋）

　　另外两篇文章比拙文远为精彩，黄小峰的成名作即是对李嵩《货郎图》的研究，以这幅高度写实的宋画为抓手，后来又广泛涉及各个时期的绘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图像名物考证”研究方法，其论文精彩迭出，本书选择“端午扇”一篇作代表，读者可以从中窥见他的治学特点。而高昕丹的文章是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学士学位论文，今天看来并不过时，文章显露的前瞻性眼光与成熟度都令人惊叹。当时尚无互联网、数据库，她也没有条件赴日考察，所需资料，大多通过导师任道斌教授、其他赴日交流的老师们以及日本美术史界同行帮助。这些学者和艺术家可以被视为千年前航海来往的禅师们的后继者，这也是中国美术学院继承的最有趣的地方传统之一。

　　其余几篇文章也各具特色：黄宗贤、肖雪对“西园雅集”真实性的再次肯定，与对该事件文化含义的层层剖析，贯通了古今与中外；李方红对南宋画家马麟的个案研究，深入到了文人画与工匠画关系这个理论性命题；画家张捷对两宋山水画技法与内核的剖析与演示，展示了设置在美术学院内的美术史论专业的独特优势，即宋代的匠师似乎从未离我们远去。

　　最后还要谈到文中有一篇易东华的《楮墨金石：宋代金石旧本的鉴藏》，但绝不是意味着它最不重要。宋代的书法，严格来说是北宋书法，是魏晋和唐代之后的又一高峰，甚至也可以说是古典书法最后的高峰。反映晚唐到北宋上层鉴藏风气的文献——米芾《画史》《书史》二书中，法书的收藏风气之盛和价格之高都不亚于名画，这当然有历史原因，比如当时法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文献而非艺术，又如法书便于摹刻拓印，广为传播并提高知名度。但时至今日，书法鉴赏和研究仍然是一个有待加强的学术领域。本书书名虽然书画并称，但不可否认，“宋画研究”已为显学，而“宋书研究”还难成阵势。在面对丰厚的宋画研究成果喜悦之余，我更期待将来有一本关于宋代书法和鉴藏活动的文选，来补充本书的不足。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03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