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定武（黄山学院教授）

　　江永（1681—1762年）和戴震均为清代中叶知名学者，江、戴同出徽州，学界共知戴震的学术思想深受江永的影响。不过，关于二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始终存在诸多争议，很有进一步辨说的必要。

　　首先是戴震初识江永以及拜师的时间。据段玉裁《戴东原年谱》：“乾隆七年（1742年），二十岁……婺源江先生永治经数十年……先生一见倾心。”近代以来，很多学者认为戴震初识江永时间不应当如此之早，有认为应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更有认为应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江锦波等《江慎修年谱》：“乾隆十八年，歙门人方矩、金榜、汪梧凤、吴绍泽从学，休宁郑牧、戴震，歙汪肇龙、程瑶田前已拜门下问业。”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状》：“后数年，程、吴诸君子已殁，先生家居寂然……而与戴震书曰……”程、吴指程恂、吴绂，均卒于乾隆十五年前，因此戴震与江永初识绝无可能迟至乾隆十五年，更无可能晚至乾隆十八年。最能说明江、戴初识时间的，无疑是江永《善余堂文集》所附戴震的《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此《序》称：“震少知向慕，既数年始获一见，又数年，始拜先生于吾邑之斗山。”乾隆三年（1738年），婺源廪生张元泮坐馆于戴震家乡休宁隆阜，少年戴震与之多有交往，共论学术及时文，张氏当向戴震推崇同邑大儒江永之学。而与江永至交的休宁学者程恂，又属戴震尊敬的前辈，戴震初识江永，正因程恂的引荐，所以戴震对江永“少知向慕”，当非虚语。根据《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段玉裁所言戴震、江永初见时间当属可信。而戴震正式拜师江永，则又在数年之后的乾隆十年（1745年）左右。

　　其次，江、戴的师生关系，尤其是戴震是否讳言师尊及是否尊师。近代以来，王国维、孟森等均批评戴震师从江永而并不尊师，甚而讳言其学问所自，证据即是戴震有称江永为“吾郡老儒”，其学术承自江永，而著述中很少明确言及这一点。戴震著作中两处“吾郡老儒”一词，分别见于《声韵考》和《六书音均表序》。此为对同乡前辈学者的习见称谓，虽然恐非如梁启超等认为实是出于尊敬，但也并非不敬之词。而众所周知，戴震本字慎修，后避而不用，专字东原，当正是尊师之举，且综观戴震的为人态度与为学精神，无论如何都难以与“背师”联系起来。戴震为人一方面不邀世誉，且视借重昔儒先师之名为鄙陋之举，另一方面在看待师生关系上也极为谨慎，绝不好为人师，从他先后谢绝姚鼐、段玉裁等拜师可见一斑。而戴震也始终没有讳言其师，乾隆十九年（1754年）初到京师，戴震即向秦蕙田推荐其师的著作，并使秦氏将其采入《五礼通考》中。王昶《江慎修先生墓志铭》开篇即言：“余友休宁戴君东原，所谓通天地人之儒也，常自述其学术实本之江慎修先生。”而钱大昕因不满戴震推崇江永历算之学，作《与戴东原书》曰：“当今学通天人者莫如足下，而独推江无异辞，岂少习于江而特为之延誉耶？”桂馥《上阮学使书》称：“及见戴东原，为言江慎修先生不事博洽，惟孰读经传，故其学有根据。”桂馥见戴震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馆开馆之后，可见自戴震离乡直至晚年，始终不乏称颂其师江永之语。

　　戴震的著述中，不时有“江先生曰”之语，只是未见阐明其学术具体传自江永之处。其实，这应是当时学界的普遍现象。众所周知，段玉裁对戴震可谓礼敬有加，且其治学受戴震影响极大，我们在段玉裁著作中虽屡见引用戴震之说，同样难以看到其明言传承戴震之处。

　　江永晚年有《答戴生东原书》曰：“暮年得两知己，天资敏妙，志识不凡，可与剧谈天地古今，甚慰平生夙愿。聚首两三日，未罄鄙怀，相距非遥，所欲言者，笔札可代。”可见江永始终以得到戴震这样的弟子为欣慰，而于此也可知戴震拜师后得江永面授时间较少，大多为书札往来探讨学术。因乾隆十九年（1754年）后，戴震长期漂泊异乡，极少回到徽州，这对师徒二人来说，确为憾事，但二人关系实属学问知己、忘年知交，师徒情谊无疑甚深。江永甫一逝世，戴震即精心结撰《江慎修先生事略状》，以数千字长文全面总结并高度推崇江永的学术思想成就，同时精心整理江永遗著，以期传于后世。后《四库全书》收录江永著作达16种之多，戴震功莫大焉，这是以实际行动最好地证明了江、戴关系。

　　再次则是戴震、江永在治学上存在的异同。戴震在尊敬并继承江永学术思想的同时，确实也存在与其师的若干异趣，尤为人关注的是对待朱熹和西学方面。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徽人向以朱子为骄傲。江永更是朱熹的同邑后学，自然也不例外。不过，作为实事求是的学者，江永虽著有《近思录集注》《礼学纲目》等阐扬朱子学术思想的著作，但他并非一味维护朱子。本着研经闻道的精神，江永对朱子之学能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尤其反对徽州后人的空疏理学。而自幼即有严谨求是态度的戴震，治学中既充分吸收朱子之学的合理成分，更不惮于批评其不合理的因素，对理学末流“以理杀人”、漠视民生的残酷现实则痛加批判。无疑，戴震对待朱熹及理学的批评态度较江永更为鲜明与激烈，但深入考察则知，戴震并非为批判而批判，更非为与朱子争席，而是为了树立其体情遂欲的新理学，体现其对现实民生的高度关切。从这个意义上说，戴震可谓发扬了江永的民生理念而又能更进一步。

　　当下有学者认为，戴震持“西学中源”说为违背师道，对此也需稍加分析。江永在《翼梅》中肯定西方天算学，并认为其有创始之功，而非源自中国。江氏论说不但受到梅文鼎之孙梅瑴成的痛批，也被钱大昕指为“为西人所用”。应当说，“西学中源”论在当时无疑成压倒之势，戴震到京师时，曾极力推崇江永《翼梅》，无奈不但不为学界接受，而且还受到钱大昕等人的强烈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戴震对待西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即便如此，戴震在四库馆作《几何原本提要》时，还能本着严谨求是的精神肯定西方天算学：“其于三角、方圆、边线、面积、体积比例变化相生之义，无不曲折尽显，纤微毕露。（徐）光启序称其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非虚语也。”同样，戴震在《翼梅提要》中也努力推崇其师的成就：“（梅）文鼎历算，推为绝技，此更因所已具，得所未详，踵事而增，愈推愈密，其于测验，亦可谓深有发明矣。”因此可以认为，戴震只是部分地放弃其师的观点，其目的是要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下，寻找人们认识西学的理想途径。

　　要之，戴震之于江永，既是学问最能得其全的弟子，也是学术知己与忘年交；江永之于戴震，则既是其崇拜的学长与砥砺其精进的良师，更是可以共同探研问道的诤友。戴震在尊师的同时，坚持“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解蔽原则，矢志追求十分之见，既继承先师，更注重求是，能在诸多方面发展与超越先师，这或许正是戴震从江永那里得到的学问精髓，也是他理解的尊师的真正含义，而“掊击前人以自襮”或“依傍昔儒以附骥尾”都是他所鄙弃不取的。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1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