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佳俊（山东大学文学院、“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助理研究员）

　　先秦两汉青铜器铭文的大规模伪制发轫于宋代，铭文辨伪及伪铭研究也随之兴起。“伪铭”虽然是伪制、仿制，但绝大部分都有“真铭”作为依据，而非作伪者凭空捏造，因此在语言学、历史学、文献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宋代以来的金石学家，一直致力于铭文辨伪，可谓历史悠久、成果丰硕。

　　铭文辨伪史

　　赵宋一代青铜器收藏蔚为风气，青铜伪器批量出现，辨伪研究兴起。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张世南《游宦纪闻》、翟耆年《籀史》及黄伯思《东观余论》等著作，从颜色、重量、声音、气味、器表痕迹、器斑、器壁厚度、铭文工艺、铭文内容和器物形制等多方面总结了青铜器辨伪的要点。元明时期辨伪研究成果多继承宋代，如曹昭《格古要论》、王佐《新增格古要论》、吕震《宣德鼎彝谱》和张应文《清秘藏》等。这个时期的相关研究，亦有进步之处，如明高濂《遵生八笺》以水银色、褐色、黑漆古色为证推翻了前人“入土必青，入水必绿”的观点。清代前期与元明相似，后期进入青铜器铭文制伪的热潮，铭文辨伪成为青铜器辨伪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的辨伪研究成果多见学者往来的信札中，代表学者有陈介祺、孙诒让、张之洞、潘祖荫、王懿荣、鲍康、吴云、吴大澂等。

　　民国时期，伪铭大量出现，辨伪成果丰硕，科技辨伪初显头角。1933年商承祚著《古代彝器伪字研究》，1938年又作《古代彝器伪字研究补篇》。在这两篇文章中，商氏首次对三代青铜伪铭进行分期，即乾隆至道光、咸丰至光绪、民国三期；首次系统地总结了五种铭文伪造类型：字体受宋人书本的影响、拼凑字句、删截文字、临写铭语和摹刻文字。又按照陕西、济南、潍县、苏州四个区域分别介绍了从同治光绪时期至文章写作时期的作伪者。商承祚的研究不止辨别出了当代及前代的青铜伪器，还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分别总结了这些青铜伪器的阶段性特点和制作特点，更立足于整体的伪铭材料总结铭文伪造的方法，堪称近代辨伪的里程碑。其中，徐中舒1936年发表《论古铜器之鉴别》，概括了各时期制作的青铜伪器质量优劣的情况，又进一步总结了伪器的特点。容庚著《商周彝器通考》，首次较详细地总结了各个时期青铜器辨伪研究标志性成果，简述了宋代制造青铜伪器的方法，并将关于辨伪的内容按照色声味、锈迹、款识分类总结。陈梦家完成《中国铜器综述》，又总结出铜器伪造的两种类型：完全的赝品和部分作伪，并在论述时添加例证。

　　1949年后，经过前人及当代学者的大量积累，铜器辨伪研究框架更细致，范围更广泛、内容更详细，角度更多样，是青铜器辨伪研究的飞跃发展时期。出现了程长新《铜器辨伪浅说》（1988）、杜廼松《青铜器鉴定》（1993）、王文昶《古铜器辨伪三百例》（2009）等经验派学者的著作，还有张光裕《伪作先秦两汉彝器铭文疏要》（1974）、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辨伪录》（1981）、陈佩芬《青铜器辨伪》（1986）、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青铜器的仿造、伪造和辨伪》（1994）、王沛姬《真假铭文：商周青铜器铭文辨伪》（2022）等学术派学者的著作，共同推动辨伪研究达至历史高峰。

　　学术界很早就开始着手对青铜伪铭进行集成性的整理。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铭文合集中的伪铭部分。其中，未说明辨析原因的有：王国维《宋代吉金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容庚重编《宋代金文著录表》、《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罗福颐增补、校订《国朝金文著录表》，增订《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国家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集成》附录卷八。说明辨析原因的有：吴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三编》伪铭附录部分。二是专门伪铭合集。未说明辨伪原因的有罗福颐《小校经阁伪铭》，说明辨伪原因的有张光裕《六十字以上伪先秦两汉器疏证》和王文昶《青铜器辨伪三百例》。这些合集性质的图录与考辨，为铭文辨伪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铭文辨伪的方法与新认识

　　前辈学者积累了颇多铭文辨伪的方法，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可分为三点。第一，铭文辨伪的根本原则为“对照”，即将对象铭文分别与真铭和伪铭的所有特点对照，找出相合、相斥之处，从而判定铭文真伪。第二，在根本原则的指导下，从思考方式上将铭文辨伪方法分为五类，分别为：直观对照类、自身对照类、时代对照类、换位思考类和逻辑推理类。第三，要遵循先“眼学”、后“科技”的铭文辨伪步骤。“眼学”是指根据知识储备、感官体验和鉴定经验对铭文情况的判断，“科技”是指运用科学技术对铭文的判断。

　　基于以上理论的指导，我们在实践中发现了一些青铜器铭文辨伪的新认识和新方法。新认识如：（1）清代末期已确定出现有意伪造垫片痕迹的现象，而非此前学界认为的“使用块范法、垫片伪制青铜器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情”。（2）通过垫片辨伪青铜器时，不可单纯依据拓片。根据是否存在垫片辨伪青铜器时，要通过观察实物、铭文彩色照片或X光射线扫描图等方式确定垫片的存在，不可单纯依据拓片，以防被伪造的垫片痕迹干扰。新方法如：（1）从文字形体角度进行辨伪。（2）利用新见材料进行辨伪。

　　在具体实践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1）伪铭中有颇多“真”成分，尤其对真铭已失传、藉伪铭传世的部分，需要在辨伪的过程中加以深入分析，不能轻易忽略其价值。（2）在辨伪实践中，要充分结合语言文字学知识，高度重视古文字释读的重要作用。可以从文字形体的角度进行辨伪，也可以利用新见铭文比对进行辨伪。（3）铭文辨伪要建立在材料的全面性和可靠性基础之上，可供研究的材料是否充足，是辨伪工作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4）使用科技手段辨伪青铜器铭文时，不能忽视传统辨伪方法。传统鉴定手段有科技辨伪没有的优势，要提高辨伪质量和效率，需有机结合二者。

　　铭文辨伪的重要价值

　　“伪铭”基本都有“真铭”作为依据，辨伪工作与伪铭的系统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是在语言文字学方面。伪铭是金文研究的重要对象，是古文字本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伪铭常以真铭为本，会出现真铭失传而伪铭流传的情况，藉伪铭得以流传的真铭内容便成为金文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对仿制先秦两汉的青铜伪铭穷尽汇编，形成全息合集性工具书，就能为古文字研究尤其是金文研究提供颇具价值的参考。

　　二是在器物与青铜学方面。铜器及铭文辨伪研究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助推器。铭文是青铜器上的文字，属于考古学研究范畴。全面总结历代铭文辨伪方法，系统梳理青铜器铭文辨伪研究的理论体系，提出青铜器铭文辨伪的新认识和新方法，就能够有效推动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器物辨伪研究。

　　三是在历史与文化方面。伪铭制作受社会政治、经济和工艺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藉助伪铭探究作伪时代的手工业发展水平，并了解其背后的文化背景，是洞察当时历史与文化的绝佳视角。

　　四是在实际应用方面。辨伪是文博系统进行文物鉴定的重要手段。伪铭的深入研究包括全面总结伪铭特点、加强辨伪理论体系，有助高效高质识别伪铭，把好鉴定关。

　　2021年起实施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要求我们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深入发掘蕴含其中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青铜器铭文辨伪工作，符合“古文字工程”的总体规划，既着力于古文字本体研究，又能够与文物鉴定等工作相结合，服务现实需求，是“冷门绝学”中一片值得关注的领域。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2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