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蓬桦

　　一地白霜

　　天蒙蒙亮，我们起床集合，准备出发。上车前，我刻意瞅了一眼敦煌宾馆院内那一排银光闪闪的白杨树——我们此行要去的地方，地上没有一棵树，天空没有一只鸟。那个地方叫冷湖，是个小镇，位于柴达木盆地的西北边缘，曾是青海油田驻地。大自然安排荒凉的地带由风雪居住，由恶劣的气候掌控，却把人类所需要的能源藏于其中。

　　一路向西，车窗外的果园和荞麦地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广阔的荒野和起伏的远山。当车子停稳，我站在了真正的戈壁滩上，抬眼是遍地的卵石，零星的梭梭草、骆驼刺，还有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

　　插图：李娜

　　一个个油田在我的脑海里掠过：玉门、大庆、华北、胜利、延长、克拉玛依、塔里木……这些石油工业基地，大多处于荒僻的地域。第一代石油大军风餐露宿、在严酷的环境下劳动的场景一幕幕浮现，浓缩为一部石油工业的创业史。然而，同行的朋友说，就自然环境而言，柴达木盆地是最恶劣的——没有“之一”。“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这是冷湖地貌、环境的真实写照。将这首打油诗拆解开来，每一句都硌得人心口窝生疼。

　　一个叫勇子的采油工，始终陪伴左右。他是地道的“油二代”，冷湖是他的出生地，他在这里读完初中，之后到茫崖镇上学。那是他第一次离家远行，第一次见到大片的草和树，他惊喜地抱着一棵白杨哭了起来。

　　在冷湖，最早的住所是军用帐篷，如今已经无法想象上万人在沙漠里扎帐篷的场面。后来是地窝子，即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面的住所。上世纪50年代，柴达木连一根柴火都没有，青海石油人烧火做饭全靠原油废渣，一顿饭做完，脸上布满了灰——最要命的是，易出安全事故。

　　人们最初用煤油灯照明，后来是电石灯。冬天一到，从地窝子里散发出一缕缕橘黄色的微光，远远看去，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火苗。男人喝一口烈酒，就一块咸菜疙瘩、一碗面——这里的水很难烧到沸腾，饭菜做到八成熟就出锅了。女人则在灯下缝补破损的工装，给孩子赶制一双过冬的鞋垫。

　　多年后，随着国家石油勘探战略东移和冷湖油田原油产量逐年递减，数万名职工及家属西进东迁，冷湖石油基地渐渐沉寂，如今已是一片遗址。勇子领着我从一排排废墟中找到了自己小时候的家。房子由油矿统一规划建造，面积不大，但石油人总算告别了没有窗户的地窝子。房墙是用黄土加青稞秆和泥而成，这样的房子和我故乡鲁西平原上的泥巴屋十分相似。不同的是，我们房前有宽敞的院子，院内院外种着大白菜、胡萝卜、大葱、芫荽等菜蔬，环绕着院子的是爬满梅豆秧的篱笆墙，总会吸引成群的蜜蜂飞来。

　　正是那一群在生活上不讲究的采油人起早贪黑，用人力扛油管，背向昆仑，面朝当金山，勘探出一个个锃光瓦亮的大油田。

　　风静静地吹

　　我的双脚踩在戈壁滩上，眼前是大片绵延起伏的山峦，山头被皑皑白雪覆盖，终年不化。风静静地吹，我跟随向导靠近一个幽闭之地——著名的冷湖四号公墓。

　　这里没有松柏环绕，唯有黄沙相伴。引人注目的是一座高达12米、巍然耸立的纪念碑。这里长眠着自青海油田开发以来，因公、因病去世的400多名油田职工及家属。

　　半个多世纪前，来自五湖四海的石油人，组成了一个和谐亲热的团队，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他们是战友和工友，面对恶劣严酷的自然环境，大家抱定一个信念：把地下的宝藏开采出来，给年轻的共和国输送能源，尽快摘下穷国弱国落后国的帽子！干部和工人每天一起在井场抡大锤、打炮眼，一起在野外睡帐篷，一起啃开裂得像石榴似的大馒头，一起思念故乡的亲人，一起寻找排遣孤独的方式——打篮球、看露天电影，在劳动节一起朗诵李季和郭小川的诗篇……

　　多年后，其中的许多人又不约而同地长眠在一处。沙漠之上，仿佛上天备好了一张巨大的眠床，大家生前是兄弟姐妹，身后也要亲亲热热地聚在一起。这里没有鲜花，没有常青藤，没有音乐，断然也不会有大雁或夜莺的歌唱，有的只是随时会刮起的风，以及四周一望无际的荒原。然而，躺在这里，便仿佛还能听到石油在地下奔流的声音，依然没有脱离钻井队和勘探队。

　　踩着雅丹地貌的残丘，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墓地上，我的鞋子灌进了一把沙砾。我没有把它们清理出来，似乎这样可以更深地贴近他们的灵魂，体察柴达木曾经的激情岁月。

　　1955年初冬，由八位女地质队员组成的测量队在冷湖至大柴旦途中进行测量工作。收工后返回时，大风骤起，铺天盖地的黄沙瞬间笼罩荒漠，来时的脚印被黄沙掩埋得了无痕迹。她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取暖，决定扎起帐篷就地露营。在饥饿、干渴与寒冷中，八位正值青春妙龄的石油女工长眠在戈壁滩上。

　　我还记下了墓碑上许多平凡普通的名字，诸如陈自维、张秀珍。这对夫妻是青海油田的第一批勘探队员，在沙漠中相爱，在帐篷里举行婚礼。上世纪70年代，他们调往华北油田工作，退休后定居河北任丘。1981年张秀珍因病离世，留下遗嘱，把骨灰埋在冷湖。几年后丈夫陈自维离世，临终前要求将骨灰送回冷湖与妻子合葬。他们的坟墓被风雨剥蚀，只剩下一小堆沙土，但我能想象戈壁滩上他们甜蜜的爱情、飞扬的青春。

　　来自北京的石油专家黄先驯也长眠于此。他多次发愿要来柴达木考察，却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1980年正准备启程时，他突然病倒。在病房里，他留下遗嘱，将骨灰埋在冷湖公墓，也算实现了来到冷湖的夙愿。

　　走出墓园，抬眼回望，看到西天巍峨的昆仑山和阿尔金山，山脚下的流沙河时隐时现，夕阳的余晖正为山顶镀上一层金边。

　　阿吉传奇

　　柴达木盆地的石油工人说起阿吉，就像谈论一位最熟悉、亲近的家人。阿吉全名为木买努斯·依沙·阿吉，他曾带着驼队经商，走南闯北二十几年，被誉为柴达木的“活地图”。在青海油田开采初期，阿吉老人为寻找石油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位于敦煌市区的青海油田展览馆，我见到了阿吉老人的青铜雕像：他身材高大，长须飘飘，头戴一顶黑色的绒线帽，骑在一匹骆驼上，手指戈壁深处，身后跟着几个同样骑骆驼的石油勘探队员。这尊雕塑取材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费龙于1954年拍摄的照片。

　　那时的阿吉已进入花甲之年，却不见老态。他像一位游历四方的仙人，骑着骆驼穿越茫茫戈壁，爬高山，进沙漠，嘴里哼唱着古老的歌谣，渴了喝一口壶里的水或酒，饿了啃一块妻子在土炉里烤制的馕饼，天黑了在野外就地露营，爽朗的笑声从帐篷里传出。石油勘探队的队员都说：“我们的阿吉，是神灵派到柴达木传递福祉的信使，是一位在西部大地上行吟的诗人。”

　　关于阿吉老人做石油勘探向导的故事，像春季漫天飞舞的蝴蝶一样多不胜数。

　　勘探队初进柴达木一望无际的无人区，没有公路，更没有树木作为地标，车轮随时可能陷入沙土或凹地。阿吉神情自若地向前走，不时绕弯，终于踩出一条可以承重的路。而后，他转过身来，把手一挥，车子沿着他的足迹一路前行。时隔不久，更多的勘探车开进戈壁滩，车灯照亮瀚海。这一条条路，来自阿吉磨破了的脚底板。

　　戈壁滩上，白天光照强烈，号称“沙漠之舟”的野骆驼也会渴死。勘探队进驻柴达木，最大的问题是寻找水源。一次，阿吉带领小队踏勘，历经长途跋涉，水喝光了，队员们的嗓子干得冒烟。阿吉在戈壁滩上低头细细观察，时而用手指敲击地面，弯腰谛听，终于在某一处停住，朝地上一指，说：“挖！”队员半信半疑地举起镐头，挖到一米深时，一股清水从沙地里渗了出来，荒原上响起一片欢呼声。

　　他把自己多年前的经历和观察做了详细的记录，交给勘探队，而后骑着骆驼带路。在冷湖通往花土沟的一片高低错落的山岗上，阿吉远远地看到地上闪耀着油亮的光。他翻身而下，高筒毡靴踏向一块黑石头，他捡起来一嗅，闻到了一股浓郁的油香味。勘探队员把石头带回帐篷，拿锤头砸开，靠近油灯的火苗，石渣竟然“吱吱”地燃烧起来。后来，这片矿区由阿吉命名为“开特米里克”。

　　值得一提的是，阿吉与诗人李季、作家李若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6年，在玉门油田体验生活的李季听闻阿吉老来得女，便约上在青海油田的李若冰，穿越戈壁荒漠来到老茫崖自流井表示祝贺。阿吉刚刚把家从遥远的新疆若羌搬来，住在一个帐篷里。李季与李若冰的到来让阿吉有些不知所措，他急忙沏上一壶砖茶，说：“这个小克孜（姑娘）还没取名字，两位兄弟给她赐个名字吧！”脸膛黝黑的李季憨厚地一笑，露出一排白牙，说：“小姑娘出生在柴达木盆地，就叫柴达木吧。”

　　阿吉喜得合不拢嘴，胡须颤抖，连声咕哝：“呵呵，好，好哩，好着哩！”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最后按照维吾尔族的风俗习惯，在小女儿名字的后面加了一个“罕”字，叫“柴达木罕”，意为柴达木花。

　　名字敲定，一碟油炸花生米、一锅炖羊排和一瓶西北烈酒端上桌，三个人直喝到月上中天——这个夜晚，笑声震颤了土峁上空的星。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1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