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新视角】

　　《诗经·蓼莪》应是丧葬仪式上由主持人演唱的仪式歌

　　《诗经·蓼莪》主要分布在西南曾进行过大规模改土归流的省区市

西南地区发现活态传承的《蓼莪》

　　作者：苑利（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诗经》集中三百多篇诗歌，既是诗，也是歌，只是时移世异，人们不知它是如何吟唱的。

　　时至今日，《诗经》是否仍在以活态形式传承？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研究的深入，我们渐渐发现作为活态遗产的《诗经》，在西南地区仍有流传。如我们最近在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发现，这里在丧葬仪式中唱的仪式歌《蓼莪（音“路俄”）》，与《诗经·蓼莪》内容几乎一致。

　　《蓼莪》应是丧葬仪式上的仪式歌

　　2024年，我们深入云南省南涧县，对当地彝族的丧葬仪式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田野调查，发现《诗经·蓼莪》不仅仍“活”在民间，而且在丧葬仪式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从体裁看，在此次调查中我们注意到，中国多地出现的唱诵体《蓼莪》，几乎都是以吟唱的形式在丧葬仪式上呈现的，如云南省南涧县、元江县的《蓼莪》，湖北省赤壁市的《蓼莪》，贵州省贵定县的《蓼莪》等。

　　其次，从性质看，今天在丧葬仪式上所见的《蓼莪》，并不是人人都能朗诵的悼亡诗，而是一首只能出现在丧葬仪式、由丧葬仪式主持人演唱的仪式歌。这一发现，让我们对诗经《蓼莪》的原始功能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从歌词内容出发，认为《蓼莪》只是一首典型的感念父母恩德的悼亡诗。但如果仅仅是一首悼亡诗，它应该是时时处处人人都可以吟诵的。但事实是，在民间，作为仪式歌，它只能在举行丧葬仪式当天，在丧葬仪式上由主祭祭司及其弟子吟唱。

　　多地的调查对象告诉我们，这首歌“只能用于白事”。如湖北省赤壁市夜歌师傅（指丧事时唱丧歌的人。编者注）龚建平告诉我们，《蓼莪》是“夜歌”，这种歌只能在举行丧葬仪式的那天晚上演唱。在云南省南涧县，掌坛人陈旭告诉我们，《蓼莪》只能出现在丧葬仪式上，往往是逝者去世后的头一个晚上唱。如果条件放得更宽泛些，整个丧葬仪式，甚至包括过“百日”时，都能演唱。类似的，在贵州省的贵定县，当我们提出能否尽早采录《蓼莪》时，传唱人耿文福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不能随便唱，按规矩不但只能在白事上唱，甚至只能在白事活动的某一时段才能吟唱。”正因如此，尽管我们早已知道云南省南涧县等地有“活态诗经”《蓼莪》的存在，但苦于严格的惯制，无法立即进行深入调研。

　　2024年初，有村民不幸离世，2024年4月29日正是为逝者离世举办百日脱孝的日子，我们这才有机会对当地彝族丧葬活动脱孝仪式吟唱《蓼莪》的习俗，进行详细的田野调查。

　　再次，从传承主体看，《蓼莪》的传承者、演唱者主要集中在丧葬行业。从我们获得的资料看，由于丧葬仪式的特殊性及《蓼莪》内容的独特性，《蓼莪》的传唱者几乎都是丧葬仪式的主持人。如在云南省南涧县，仪式的掌坛人是《蓼莪》的唯一传唱者；在湖北省赤壁市，脚盆鼓代表性传承人是《蓼莪》的唯一传唱者；在云南省元江县，“堂祭”仪式的主持人也是《蓼莪》的唯一传唱者。其他人极少传唱《蓼莪》，道理很简单，《蓼莪》涉及父母亡故的内容，父母尚在，则唱之不吉。

　　当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官方的介入，《蓼莪》的演唱主体也曾发生过一些变化。譬如明成化年间，饱受儒学滋养的地方官员和士绅，为恢复中原文化传统，特意在丧葬仪式中加入《仪礼》《曲礼》《小雅》等内容，同时在丧礼的“初献”环节，加入了童子们“歌唱《蓼莪》之诗歌二章”的内容。

　　为何唯独《蓼莪》活态传承至今？

　　为什么在民间，《诗经》中许多篇目的吟唱都已消失，而唯独《蓼莪》能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呢？我们分析，可能与信仰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锚定作用有关。

　　民俗大抵可分为“深层民俗”与“浅层民俗”两大类。“深层民俗”，是指与信仰息息相关的民俗，如与丧葬仪式密切相关的《蓼莪》吟唱即属于这一种。而“浅层民俗”，则是指与信仰关系不大的民俗，如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民俗。浅层民俗因为没有信仰羁绊，比较容易发生改变。如，同是《诗经》篇章，《关关雎鸠》在传唱过程中，就发生了许多改变。在江汉平原荆门市京山县流传的《关关雎鸠》是这样唱的：“关关雎鸠在两旁，在河之洲陪新郎，窈窕淑女生贵子，君子好逑状元郎。”而在湖北省恩施州传唱的则是：“关关雎鸠做双鞋，在河之洲挂起来，窈窕淑女树下坐，君子好逑等郎来。”从文本看，它们尽管与《诗经》有关，但改动很大。而传唱于云南省元江县、南涧县，以及湖北省赤壁市的《蓼莪》，由于已经与丧葬习俗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所以几乎没有改动，依然“原汁原味”，体现出信仰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锚定作用。

　　从歌词看，我们今天所见绝大多数民间传唱的《蓼莪》，与2500年前孔子搜诗时所记录下来的歌词相比，基本没有大的改动。不过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更多《蓼莪》是被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吟唱的。

　　此外，我们目前尚不能确定《蓼莪》所用曲谱，是否真的是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因为每个地方活态传承的《蓼莪》，曲调都是不一样的，很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只能从它们都使用了五音这一点看出，它们确实来自同一个更古老的文化源头。

　　为何《蓼莪》主要在西南地区活态传承？

　　作为活在当下的《诗经》，《蓼莪》的地域分布是有规律的。

　　从史料看，历史上最早被记录下来的《蓼莪》，主要流行于陕西、河南一带，《诗经》成书后，开始以文本或吟唱的方式向外传播。其中面向西南的一支，进入西南偏远地区，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后，由于再无其他外来文化冲击，便在这里积淀下来。

　　《蓼莪》进入西南地区，很可能与明朝中期的改土归流，以及与流官（明清时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官，有一定任期，相对于世袭的“土官”而言。编者注）推行中原丧葬习俗，并对当地少数民族丧葬习俗进行改革有关。我们注意到，活态传承的《蓼莪》，主要分布在西南曾进行过大规模改土归流的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地区，湖南、湖北、广西也有发现。这些地区较早接受了汉文化，所以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接受过汉族丧葬习俗的影响，其中便包括汉族在丧葬仪式上吟唱《蓼莪》。从目前的初步统计看，除居住在中国西南偏远地区的汉族外，彝族、白族、壮族、苗族、布依族、仡佬族、毛南族等，也都保留着在丧葬仪式上吟唱《蓼莪》的习俗。

　　除了流官推行政策，西南少数民族丧葬习俗中吟唱《蓼莪》的传统，很可能还与道教的影响有关。在我们看到的西南少数民族丧葬仪式中，几乎所有的丧葬仪式及其所用文本，都与道教有关。如云南省南涧县的丧葬仪式，尽管不乏儒释两教内容，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与道教有关，所用文本也都是道教的科仪（道场中进行法事活动遵循的一套规程和礼仪。编者注），而《蓼莪》就是《开路玄科》这部经卷的一部分。总之，《蓼莪》的分布与中国西南地区道教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

　　目前，我们的调查只是初步的、极其表面的。据云南日报开屏新闻非遗云南负责人成霖宇介绍，云南昭通市的大关县、彝良县、盐津县、镇雄县、威信县、永善县、水富县、昭阳区，临沧市的云县、永德县，‌四川的宜宾市、自贡市、乐山市、大小凉山部分地区，贵州的铜仁市、六盘水市部分地区，以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贵定县，毕节市的大方县、赫章县、纳雍县、七星关区等地，历史上都有《蓼莪》的传承。这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极好例证。

云南南涧县丧葬仪式掌坛人们在演奏《蓼莪》。 作者供图

《蓼莪》的传唱者陈旭 作者供图

民间传唱的《蓼莪》文本 作者供图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