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雁群（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宋镇豪（郑州大学甲骨学科首席教授）

　　殷墟甲骨文是世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四大自源古典文字之一，是地下出土中国独特而最早的成文文献遗产，也是生生不息汉字和汉语的鼻祖，传承着真正的中国基因。这门所谓“绝学”，是拉长中国历史轴线，寻绎中国思想之渊薮、中国精神之缘起、中国信仰之源头、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与品格之由来、中国艺术美学之发轫的最真实素材。甲骨文堪称中国书法史上最早成系统的新门类，也为现代书法艺术提供了舒展新天地，中国书法所强调的用笔、结字、章法三大要素，在3300年前后的甲骨文中已见其端倪。

　　甲骨文主要是殷商王室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并刻写于其上的记录文字，虽亦偶见朱笔、墨笔所书，但绝大多数是龟骨上的刀刻之迹，故有“以刀代笔”及“刀笔”之说，即以“刀迹”可窥殷人书契之“笔法”。虽是刀刻之迹，且因后世字体尚未出，甲骨文尚无后世书体“波磔”“永字八法”之类复杂用笔，但中国书法对用笔要求的均衡协调基础上又长短、粗细、曲直、俯仰变化无尽，在甲骨文中已运用自如、游刃有余。从甲骨文不同时期刻手的笔画特征看，有的快刀尖锋出入，行笔停匀而果断，雍容大气；一些经刮削重刻大字者，类似双刀成画，肥腴丰满；有的圆润婉转如美术字；有的笔画短促、形如柳叶；有的捉刀运笔，方入方出，有的小字时而意到笔未到……单从“用笔”上说，已犹后世颜柳欧赵书体之异彩纷呈。

　　甲骨文字结体上，已大体呈方块字形趋势，但不同于后世正体字通篇基本同样大小的“方块”，而是不拘大小、长扁、正欹，依笔画多少、空间广狭、通篇排布以及刻写者当下心手所应，率性为之，一任自然，每每貌欹而韵正，体靡而神扬，于今看来，可谓出奇而制胜。加之甲骨文作为早期汉字，字无定体，常常呈现可增、可减、可换构件、可更位置，由此异体繁多，更造就“结字”之天然的变化多方。

　　甲骨文的“章法”，体现在行文方向上，与后世文字一律以“纵列”下行而左及现当代“横行”右行而下不同，而是横而左行、横而右行、纵下而左（此走向后来成为汉字书写的基本方向）、纵下而右、横而转纵、纵而转横、回环弯绕等等，多种走向不拘一格；体现在每一条、一段或一组卜辞空间布局上，则疏密有致，开合大度，聚散自如——“散”者或两字间忽如银河之隔，或一字可析作两形；“聚”者数言相抱若不可拆离，其极者更如宗白华所谓“大小参差、牡牝相衔，以全体为一字”（《中国书法里的舞蹈、音乐与建筑》）。例如《合集》32912的一条卜辞聚五字为一体，《合集》33273的一条卜辞聚七字为一体，搭配巧妙，浑然天成。若于卜辞而言，则更有“对贞”“选贞”“相间刻辞”等多组卜辞相呼应之布局。除了刻手之匠心独运、龟骨载体与占卜刻写规矩之限制，亦犹天助，成就了殷人卜辞“章法”上今人书写所难以企及的“出人意表”、风采各具。

　　从后世的文字学和书法学角度看，甲骨文的异体众多，单字体势的大小、长扁、正欹不拘，以及“篇章”上的依于卜法、随形就势，可以说因于时代，尚缺乏规范，但艺术恰恰是不适宜过于“规范”的，因此这种“缺乏规范”恰好成就了甲骨文原始朴素的自由烂漫，达至艺术的最高境界——不期于合而合，“无意于佳乃佳”。难怪1937年郭沫若曾抚契文而叹曰：“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细者于方寸之片，刻文数十，壮者其一字之大，径可运寸。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固亦间有草率急就者，多见于廪辛康丁之世，然虽潦倒而多姿，且亦自成其一格。凡此均非精于其技者绝不能为。技欲其精，则练之须熟，今世用笔墨者犹然，何况用刀骨耶？……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殷契粹编·序》）

　　殷商甲骨文之所以迷人，一经问世即为学者、艺术家及无数普通爱好者所追摹，又不仅仅是其“契之精”“字之美”。《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商王室贵族上自祭祀、征伐、农业、田猎，下至天气、疾患、生育等，无不要求神问卜，以征得上天的意旨，获取神灵的庇佑。这些龟甲兽骨上的钻凿与书契，正是殷人与上天赖以沟通的媒介，由此也更被赋予了无形的神秘色彩。

　　甲骨文的出土，令书法界有幸再睹三千年前旧迹，一些书法人或以甲骨文集联集诗集句，或以甲骨文书法施诸方寸印章，紧追上古遗风，乐此不疲。

　　将出土的殷商甲骨文移植到今天的宣纸上成为笔墨书法，看似简单，要达到高超水准却并非易事。从事甲骨文书法，除了要具备较好的书写功底之外，至少还需要这样几方面的能力和专门训练：

　　其一，古文字基本功。古文字书法首先是写对，然后才是写好的问题。古文字的认读和书写都需要专门的基本功，甲骨文属于古文字范畴，如果对古文字的原理与识读、书写缺乏一定的基本功，就难保不写错字。

　　其二，利用有限的甲骨文字集而成辞的文学修养。甲骨文迄今所发现单字近4000，可释字尚不足1500，常用字就更少，以甲骨文书写《道德经》《论语》《千字文》等现成的作品是行不通的，硬要去写就必然遇到很多甲骨文没有的字。有些作者直接借用罗振玉、董作宾等前贤所作文辞书写，借用虽然可以，但如不注明原辞作者，便落入剽窃一途。为解决这一难题，只能自集诗文联语书成原创作品。最好是对甲骨文已识字有哪些做到心中有数，集联集语时才能得心应手，不至于因某一字甲骨文没有而废弃掉或勉强改编已撰结之辞。

　　其三，读懂、临写、揣摩殷商甲骨刻辞并从中汲取“营养”的功夫。想要写出真正具有殷商甲骨文风貌和韵致的作品，就必须以甲骨卜辞拓片或照片为范本，大量临写，并从中总结技巧，提炼精神。这就需要大体能够读懂卜辞，并对甲骨卜辞的刻写规律有一定了解，才能在正确临写的同时，对卜辞单字结体与通篇布局之“所以然”有更深入的理解，从而把握甲骨文的本质特征。

　　近年来，甲骨文与汉字文化的普及在社会上呈现前所未有的热度，甲骨文书法更是一再升温。然而由于甲骨文出土至今也不过百廿余年，无论甲骨学还是甲骨文书法都还是年轻的学科，尤其在甲骨文书法方面，还存在诸多难以攻克的“关卡”。

　　第一，关于用字问题。客观上说，甲骨文书法除了需要一般性古文字知识外，有些甲骨文字的使用涉及甲骨学领域的专门知识，这使得甲骨文书法相比其他书体有更高的门槛。另外有不少甲骨文字的考释从最初到现在有不少变化，还有些字不断改释，或在学者中仍各持己见，在甲骨文字书中尤难统一，因此，甲骨文书法中的“正确用字”一直是个难题。

　　从“写对”的角度说，古文字书法不单是艺术或游戏，同时也背负着文化的传承，甲骨文书家理应建立起这样的责任心与谨严态度，杜绝胡乱造字，随意“通假”，置读者、观众乃至对后世子孙之影响于不顾。正如徐无闻所言：“书法家只有把字写正确、写好的义务，没有写错字、随意造字的权利。”（《徐无闻论文集·殷墟甲骨文书法选序》，文物出版社，1993年）在使用争议字时，或者某些情况下出于特别需要而不得不用“借用”金文字形等办法解决某些字甲骨文没有的问题，则必须在款文中特别说明争议或借用情况，以免造成负面影响。

　　第二，关于书风问题。甲骨文书法作品如何才是上乘？理论上似乎很容易回答，例如，从殷商甲骨卜辞中取法、提炼，从而写出具有个人精神气质和时代风貌的作品，这样说大体不错。事实上单从“用笔”上说就存在一个较难通融的矛盾，殷人的卜辞多是小字契刻于龟骨，用刀往往直入直出，今人书写，若如他体一样逆锋而入，便失去了甲骨文的“契刻味道”，若为追求“契刻味道”而直入直出，又与后世用笔要求的丰富内涵相违，更勿论殷人卜辞中结字与“章法”的“大自在”。如果只是借用了甲骨文字的构形，发挥自己的笔墨功底，所书毫无殷契风致，是不能视为优秀的甲骨文书作的。客观地说，甲骨文书法迄今尚未有足可作为经典范本来师法的书家作品，甲骨文书法艺术总体还在探索中。

　　第三，关于文辞问题。由于甲骨文可识、可用字数太少，长篇的创作很难，现成的诗词多不可用，通常只能用甲骨文中可识的字撰为对联等短篇，因此甲骨文书法创作如同“戴着镣铐跳舞”。回看当初甲骨文发现之后第二十二年，甲骨文字仅考释出五百余字的情况下，学者罗振玉“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为偶语，先后三日夕，遂得百联”，于1921年石印出版为《集殷虚文字楹帖》。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集字”创作，无论才思之敏捷，内涵之丰蕴，还是文辞之典雅，均难与罗振玉等一代学人比肩。一幅优秀的甲骨文书法作品，应该是集古文字、书法、文学乃至传统文化的多重内涵于一体的。可以说，当前甲骨文书法创作首先一个障碍即高水平文辞的编撰，没有好的内容，书写只能流于外在形式。

　　“彩笔昔曾干气象”，甲骨文结字体势与行文走笔以其高起点、合规度、具变宜，显出早熟性的特色，先声正源而导流后世书艺，其刀笔、结体、章法三大要素，直接间接影响着晚后书学的流变，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美学原则和共同心理，即平和稳重的审美观，强弱均衡、节奏有序的心理意识。

　　甲骨文的世界繁富而多彩，甲骨文遗产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化基因和绵远流长的历史根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可以由已知推未知的中华文明探源之重要资源。要重视推进甲骨文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挖掘甲骨文的多重文化价值，甲骨文书法艺术的探索，不失为解析甲骨文中的精神价值符号和人文思想菁华的新天地。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1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