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可先（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石刻文献是以石头为物质载体的记录知识的文献形式，它的起源很早，《墨子》中就有“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的说法，说明金石和书籍是并行的。石刻文献作为文学的承载，主要集中于碑志和摩崖。其中一部分如碑版铭刻和摩崖石刻，流传久远；一部分如埋于墓中的墓志，多为后世出土，属于新出文献。石刻文献又以唐代最为集中，即以出土墓志而言，迄今总量不下于一万七千方，这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打开了新的局面，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断问世。比如一方重要的文学家墓志出土问世，往往会受到学者们的较大关注。而利用石刻文献研究唐代文学，也有从个案研究向群体研究发展的趋向。

　　家族文学群体研究。石刻文献中的墓志铭和神道碑，都是人物传记性质的文学文献，这类文献的生成，也与唐代墓志习俗密切关联。聚族而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点，聚族而葬更是中古时期家族社会的普遍现象，这在唐代发展到了顶峰。唐代是士族社会，京兆韦氏、京兆杜氏、弘农杨氏、河东薛氏、河东柳氏、河东裴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琅玡王氏、荥阳郑氏，都是强盛的世家大族，也是传承有自的文学家族。墓志铭和神道碑都有家世渊源的追溯，这样将同一家族或同一族系的碑志聚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就会呈现出家族意义上的文学传承。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杜氏碑志的钩稽，建立唐代杜氏家族的文学谱系。唐代杜氏家族文学繁盛，最重要者是盛唐杜甫和晚唐杜牧两支，而这两支都是晋代名人杜预的后裔。杜甫家族出土杜甫叔父《杜并墓志》以及涉及杜甫家世的墓志近十方，杜牧家族出土杜佑妻《大唐故密国夫人陇西李氏墓志铭并序》，杜牧伯父《杜式方墓志铭》，杜式方妻《李氏墓志铭》，杜牧侄女《杜悰长女墓志铭》，杜佑之婿《张士陵墓志铭》，杜佑之孙《杜陟墓志铭》等，加以杜甫和杜牧所撰家族人物的碑志相印证，杜氏家族的世系网络就会清晰表现出来，杜甫和杜牧作为家族同源的文学谱系也可以进一步构建。唐代杜氏家族产生的文学家，以杜甫为中心者就有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杜甫的弟弟杜佐，杜甫的侄儿杜济；以杜牧为中心就有杜牧的祖父杜佑，杜牧的伯父杜式方，杜牧的从兄杜悰，杜牧的弟弟杜顗等。杜甫和杜审言诗歌的一脉传承，印证了“诗是吾家事”；盛唐的老杜和晚唐的小杜构成了杜氏家族文学中心的遥相呼应。

　　宫廷文学群体研究。唐代宫廷是具有浓厚文学意味的政治空间，唐代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初唐文学的发展与宫廷的推动密切相关，作为唐代政治的中枢，宫廷文学对于文学发展具有引领性，碑志的一些记载提供了宫廷文学的实证材料。如封言道所撰《大唐故淮南大长公主墓志铭并序》：“公主等侍宴奉上寿，仍令催酒唱歌，公主随即作歌唱云：‘今霄送故，明旦迎新。漏移善积，年来庆臻。院梅开花袭蕊，檐竹挺翠含筠。二圣欢娱百福，九族献寿千春。’又于洛城门陪宴，御制洛城新制，群官并和，并令公主等同作。公主应时奉和云：‘承恩侍宴乐嘉筵。’凡诸敏速，皆此类也。”这里叙述大长公主李澄霞，在为皇帝祝寿的时候作诗，又记载了陪宴洛城门时，皇帝制诗、群臣唱和的情况，体现了唐高宗宫廷浓厚的文学氛围。作为宫廷文学的代表，还要数武则天时期的石淙集会以及由此而成的石淙诗碑，也是位于登封石淙河石崖上的题刻。这次君臣唱和的时间为久视元年（700）五月十九日，武则天游石淙，群臣扈从。石淙诗碑刻录武则天自制七言一首，唱和者有皇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子宾客武三思、内史狄仁杰、奉宸令张易之、灵台监张昌宗、鸾台侍郎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给事中阎朝隐、凤阁舍人崔融、奉宸大夫薛曜、给事中徐彦伯、左奉宸内供奉杨敬述、司封员外于季子、通事舍人沈佺期等七言律诗各一首，总共十七首。石淙诗碑是唐代宫廷集会的文学见证，其诗歌的创作者是以武则天为首的一代君臣，特别是武则天左右的顾命大臣和文人学士，呈现出宫廷诗歌唱和活动的庞大阵容。他们的作品虽然文学的色彩不太浓厚，成就也有高低之分，但作为群体的一部分，构成文学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

　　地域文学群体研究。唐诗的发展，群体的推动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有些群体具有地域性特征，并且通过碑志呈现。比如贞元五年（789）韦应物为苏州刺史时，其好友顾况被贬饶州，途经苏州，韦应物于郡斋设宴款待，席上作了《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诗。参加这次宴集者大多作了唱和诗。宴集诗传到邻近的杭州、睦州，杭州刺史房孺复等续有和作。顾况赴官上饶见到刺史刘太真，太真立即致书给韦应物，并且作诗相和，韦应物也作诗酬答。这次宴集，直到三十余年后的宝历元年（825），白居易还作了《吴郡诗石记》追述此事。为了纪念这次宴集，白居易将此刻之于石，以长久保存。再如现仍存世的美原神泉诗碑，也是地域诗歌群体特征的一种呈现，该碑立于金粟山神泉，是纪念韦元旦等人游神泉作诗文歌颂神泉之事。此碑后来湮没无闻，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于富平县美原镇发现，后来几经辗转，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此碑刻有韦元旦、徐彦伯序二篇，韦元旦、贾言淑、尹元凯、温翁念、李鹏诗五首，碑文尹元凯篆书，碑额尹元凯隶书。这块碑中所刻韦元旦等人的五首诗，《全唐诗》并没有收录，因而具有辑佚价值。美原神泉诗碑的内容主体是诗文，具有丰富的文学内涵。序文交代了美原神泉的缘起由来、神异特点和优美景致，诗作吟咏了游览美原神泉的兴致，描绘了美原神泉的独绝风物，表达了泉水善利于万物、洗尽心中烦虑的功效。五首诗作都用仄韵排律写成，对偶精切，韵律和谐，这在初唐也是特殊的现象，诗碑中群体的创作对于研究唐代排律的形成和演变都具有一定的意义。这些诗文的作者，传世典籍记载都不多，我们还可以通过出土文献如《温翁念墓志》的印证，揭示出长安周边县域文学群体的聚集和文学作品产生的生态和意义。

　　诗歌流派群体研究。唐代诗歌流派众多，各个流派的代表性诗人，各自形成诗人群体，呈现创作风貌和艺术特色，开拓诗歌发展的新境界。碑志文献对于唐诗流派和诗人群体，能够提供原始意义上的印证材料。比如“大历十才子”，是中唐时期最为重要的诗歌流派，其著名诗人也是唐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群体。故而古今的研究非常充分，几乎题无剩义。而通过碑志的新材料发现，这一文学流派和诗人群体至少在三个方面有较大的开拓空间：第一，诗人生平事迹得到了全面的印证。近些年来，“大历十才子”中，诗人墓志出土者就有三方，即《卢纶墓志》《耿湋墓志》《李益墓志》，出土墓志中涉及“大历十才子”者还有钱起、韩翃、李端、苗发、夏侯审等。这样，“大历十才子”中，就有八人的事迹得到了出土墓志的印证。第二，诗人创作风格得到了原生意义的评价。如《耿湋墓志》云“迁左拾遗，则相国王公喜五言而达之”，说明他是擅长五言诗而受王缙器重并推荐为左拾遗的。又云“重芳叠业，特生才子；抱明禀秀，卓膺诗人”，耿湋的文学定位是“才子”和“诗人”。《卢纶墓志》云：“其清词丽藻，闻于当代者，凡七百篇，列在家集，传诸将来矣。”铭文又称：“优游圣朝，为代作者。体合律度，思含风雅。轥轹建安，翱翔金马。四十年间，名闻天下。”指出卢纶诗的风格是“清词丽藻”“体律合度”和“思含风雅”，不仅对卢纶诗歌的评价切中肯綮，而且也代表着“大历十才子”诗歌重辞藻和重格律的特点。《李益墓志》云：“地望清华，推鼎甲之族；天才秀出，为文章之杰。尤以缘情绮靡、吟咏性情为意。”“未尝不根六律，正五声，以古之比兴，合今之律度。”“公词藻清丽，入第三等。”评价李益的诗歌融合比兴，合于律度，词藻清丽的风格，也体现出“大历十才子”诗风的总体趋向。第三，对“大历十才子”群体的交往提供了更为确切的印证。新出土《崔俌墓志》云：“始年六七岁，善属五字篇，时为文者大异之。年十四五，闻江淮间善诗者钱起、韩翃之伦，□服其奇，与之属和。”将“大历十才子”中的钱起、韩翃相提并论。

　　利用碑志文献研究唐代文学，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或单篇墓志考证，或文体特性发掘，或综合层面研讨，或重视家族研究，或重视地域研究。但碑志研究，作为新材料的发现，通过单篇墓志研究以揭示其蕴含的文学家的生平事迹、家世背景、科举出身、仕宦经历、文学成就、文化价值等内容，仍然成为利用碑志以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方面。那么，就文学研究而言，从墓志的个案研究走向群体研究，从具象的探究到群像的融汇，从而更加全面地揭示墓志的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是利用碑志从而事唐代文学更值得进一步思考、探索与实践的路径。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1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