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念孙（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君子”一词，早在反映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尚书》《周易》《诗经》里已经屡见不鲜。到了春秋末期，原来兼有王侯、大夫等“有位者”，以及男子、有德之人等多种意蕴的“君子”概念，经过孔子的反复论述和重新打磨，被赋予更多“有德者”的内涵，成为具有道德标杆意味的可学可做的人格形象。经过孟子、荀子及此后各代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的认同、推崇和阐释，尤其是历代仁人志士的身体力行及其可歌可泣事迹的充实和印证，君子人格逐步演化为中华儿女普遍尊崇的集体人格。孔子及儒学的根本影响，“就是‘君子’话语性质的改变，使得此后中国人把君子人格理想看成最重要的价值。……人们把追求君子理想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根本不会去问这种问题。塑造文化中不言自明的东西，就是孔子的意义。”（陈来：《孔子·孟子·荀子：先秦儒学讲稿》，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45页）

　　君子人格内涵的研究现状及问题

　　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论语》中“君子”概念的内涵？或者说，孔子所不断勾勒和塑造的君子形象究竟是指少数道德典范或杰出人士，还是具有更为广泛的适应面？这既是研究孔子思想及儒家学术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也是理解君子人格及君子文化必须回答的核心议题。近年兴起的“君子文化热”中，众多学者对此进行探讨，除了在君子是一种广受推崇的道德人格这一点上意见比较一致外，但在君子人格具体内容的界定等问题上，常常是各人自握灵蛇之珠，各家自抱荆山之玉，远未达成一致看法。综合而言，这种人言人殊的状况，大体可分两种类型和思路。

　　其一，抓住重点话语，确定君子人格的内涵。《论语》里共107处使用“君子”概念，多数是在具体语境里谈君子的某一方面特点，如“君子喻于义”“君子求诸己”“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成人之美”等等；也有一些是在相对综合的意义上谈君子的特征，如《宪问》篇所载：“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有学者认为：这段话“最能反映孔子对君子的人格定位”，“‘智’‘仁’‘勇’乃是孔子对君子所作出的周全的人格定位，它们分别对应于现代心理学所讲的‘知’（认知）‘情’（情感）‘意’（意志）。按孔子的思想，君子的人格特点就在于：认知上达到‘智’，情感上达到‘仁’，意志上达到‘勇’”。“所谓君子，就是‘智’‘仁’‘勇’兼备的文明人。”（周可真：《君子之道“智”“仁”“勇”》，载《光明日报》，2017年10月11日）

　　其二，对众多话语归纳提炼，为君子人格划出轮廓和边界。《论语》及先秦典籍里有关君子的论述数不胜数，有的学者提要钩玄，选取若干重要之点厘定君子人格的内涵。如余秋雨在其专著《君子之道》里，从君子怀德、君子之德风、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坦荡荡、君子中庸、君子有礼、君子不器、君子知耻九个方面，勾画君子的内在素质和外在形貌。（参见余秋雨：《君子之道》，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4-45页）牟钟鉴在《君子人格六讲》里，从有仁义、有涵养、有操守、有容量、有坦诚、有担当六个方面，定义君子人格并作出自己的阐释。（参见牟钟鉴：《君子人格六讲》，中华书局2019年12月版）还有的学者认为：“儒家阐发的君子之学内容丰富，包括君子人格气象的本体依据、君子结构的构成要素、君子的外在表征、君子的社会地位、君子的规范准则、君子的胸怀境界、君子的存在形态、君子的价值观念、君子的精神情感”等诸多方面，而最能体现君子人格气象的特质则主要包涵忠恕、宽厚、仁德、情义、谦逊、诚信、中和、亲民等八个方面，并对这些特质和气象作出自己的描述及解读。（参见涂可国：《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八大社会气象解读》，《学术界》2020年第12期）

　　无疑，不论是以某一重点话语确定君子人格的内涵，还是从众多话语中归纳提炼君子人格的特质，对于认识理解君子人格的丰富意蕴均颇有意义和价值。但从研究方法上来说，这种以点带面或归纳要点的方式并非无可挑剔。显而易见的是，前者易落入以偏概全的沼泽而难以自拔；后者不仅会面临巨细难究的遗珠之憾，还会出现不同研究者抓住不同话语概括出更多不同特征的难题。

　　其实，包括《论语》在内的先秦典籍，有关君子的论述不仅数量大，举不胜举，而且意义繁复多变，每个人因观察视角和层面的不同，都可以选取若干材料对君子人格作出各不相同却言之成理的解读。且不说众说纷纭的解说让人眼花缭乱难以适从，即便我们选取某一种解说，如余秋雨的九大方面、牟钟鉴的六有品格等，又有谁能够完全做到呢？如果做到一点两点或三点四点，算不算君子呢？作为孔子精心塑造的可望可及、可学可做的正面道德形象，君子人格是否有一定的弹性，是否可分为若干层次，从而具有较大的社会适应面呢？答案是肯定的，并且这答案就在《论语》所载子路向孔子问君子的一段著名对话之中，只不过历来的注疏和诠释都将其意义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君子人格从低到高的不同台阶

　　《论语》中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谈君子的话很多，但孔子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确定“君子”的内涵和外延时，就留下了从低到高的不同台阶，对不同群体具有较为普遍的适应性。请看《论语·宪问》里的这段话：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路向孔子求教怎样成为君子，三问三答，层层递进，孔子给出三个层次的答案。其一，“修己以敬”，即提高自身修养，以严肃诚敬的态度做好自己的事情即可谓君子；子路提出“如斯而已乎？”（这样就可以了吗）的追问，孔子给出第二个解答“修己以安人”，即提高自身修养，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家族及周边的人安居乐业可谓君子；子路再次追询“如斯而已乎”？孔子又给出第三个回答“修己以安百姓”，即修养自身，以自己的作为给天下百姓带来安宁快乐更堪称君子。这里所言，与《大学》首章可相互参证：“修己”即“修身”，“安人”即“齐家”，“安百姓”即“治国平天下”。对于“安百姓”这点，孔子特别指出：“尧、舜其犹病诸！”这是说，修己以安百姓，连尧和舜这样的“圣贤”也未能完全做到，言下之意，君子及一般人自然更难以企及。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君子是一个颇有弹性的概念，君子人格是具有一定普适性的人格：达则兼济天下固然堪称君子，穷则独善其身也不失为君子。

　　不唯孔子将君子修身进德、治国安邦分为不同层次，道家开山祖师老子也有相同认识和思路。《老子》五十四章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这里从修之于身，到修之于家，到修之于乡，到修之于邦，到修之于天下的步履，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路径并无二致。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其间有着广阔的空间，可以覆盖较为宽广的人群，也是君子人格广受推崇的原因所在。

　　学术界在谈论《论语》中“君子”一词的内涵时，多半将孔子在不同情况和语境下的论述合而观之，认为道德层面的君子应该具备仁者爱人、诚实守信、慎独自律、勇于担当、义以为上、兼善天下等诸多美好品德于一身。笔者本人在解读上述孔子回答子路问君子一段话时也曾认为：“要想成为君子，绝非只是提高自身修养，以严肃恭敬的态度独善其身即大功告成，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作为，不仅使家族及周边的人安居乐业，还要给天下百姓带来安宁和快乐。”（拙文《从中国传统树人体系看君子人格的普遍价值》，载《学术界》2020年第12期；又见拙著《君子文化：中华文脉的精神内核》，安徽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71页）其实，这样的诠释明显有过于求全和拔高之嫌。孔子明确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既然像尧和舜这样被公认为圣人的人，都难以做到使天下百姓均安宁快乐，又怎么能够要求君子非得做到呢？

　　《孟子·离娄下》有一段“人禽之辨”的名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是说，人与其他动物比较，其相异之处其实很小。而这很小一点的不同，正是人所以为人的特性即人性。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孟子·告子上》云：“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与孟子的观点针锋相对，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荀子·性恶》云：“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其实，不论“性善”还是“性恶”，两者看似截然对立，却如人的正面与背面之不同一样，都是对同一对象不同侧面的观照和把握。“性善”与“性恶”都是人性本有之内涵，也是对人性的价值或曰道德的评价，孟、荀不过是各执一端而已。

　　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心灵，都有光明温暖的“善”的一面，也有阴暗龌龊的“恶”的一面。有时我们会满怀正义感，公而忘私，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有时我们也会狭隘自私，精于算计，见利忘义，嫉妒冷漠等。这两个方面时常犬牙交错，混杂共处，在内心经常你来我往，明争暗斗。这就是说，即便在同一人身上，多半是既有君子的成分也有小人的因素。唐太宗在《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中说：

　　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即为小人。

　　“无常”，是说君子并非一锤定音，终身不移，而是有时可能为君子，有时可能为小人，时常处于变动和转化之中；同时也意味着君子与小人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有时彼此交叉甚至模糊难辨。做君子？还是做小人？往往与身份地位无关，也与是否有文化或学问高低无关，而关键在于你内心是否有崇德向善的愿望和追求，在于你对自己的把握，也就是你为人处世时的一次次选择——选择“行善事则为君子”；选择“行恶事即为小人”。

　　作为中华文化数千年塑造的人格形象，君子既是一个做人的低标准，又是一个做人的高目标。你为人处世中的每一次崇德向善的选择，都是在行君子之风和君子之道，都是在增加人格中的君子分量；但你必须在人生长途中坚持不懈地修身，做出许许多多崇德向善的选择，不断淬炼人格中的君子含量，才堪称真君子。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因此，我们需要“吾日三省吾身”，需要将修身作为终身课程，需要不断地集小善为大善，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这样才能称得上真君子。习近平总书记向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三严三实”要求时，将“严于修身”列于首位，确为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儒家学术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人的内在伦理修养论和外在治世政治论两个紧密联系的组成部分，前者强调不断地“反求诸己”，严于修身，即人们常说的“内圣”之学；后者则突出“推己及人”，匡救天下，即后世所说的“外王”之学。既能做到“内圣”，又能实施“外王”的人很少，只是就少数理想的君子而言。

　　一般普通人生活于这个世界，既定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以及基本的或更高的教育熏陶，必然在每个人心中刻下一条判断是非曲直的价值基准线，同时也在每个人脑中悬有圣贤君子的道德高位线。只要一个人的言行不突破价值基准线，或者说守住道德底线，做一个自食其力、奉公守法的公民，有时或偶尔也做些助人为乐的善事，闪现向道德高位线攀升的人性光辉，均无愧于君子的称号。孔子与子路谈“君子”，子路一问再问，孔子一答再答，由小而大，由个人而他人，一方面对“修己以安天下”的高位君子充分褒扬；一方面又顾及物有差等，人分层次，对“修己以敬”的低位君子也给予积极肯定。这不仅使“君子”称谓对不同社会群体具有较为普遍的适应性，也为君子人格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君子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奠定了学理基础并开拓了实践空间。

　　孔子对低标准和高目标的区分及意义

　　在《论语》里，孔子固然数次谈到君子人格的高目标，但对君子人格的低标准也不乏论述。

　　就高目标而言，上引《宪问》篇“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之语，实际是说能够“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连尧与舜这样的圣贤未必能够做到，表明高目标的君子几乎或已经达到圣贤的境界。此外，如《述而》篇孔子所说：“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努力践行做个君子，我还没有达到）；如《宪问》篇孔子所言：“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君子的道德有三项，我也未能做到）等，均是君子堪称做人高目标的明证。在《述而》篇里，孔子还不无感慨地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圣人，我是见不到了，能够见到君子，就不错了）这也表明君子虽与圣人有差距，但也并非容易做到。

　　就低标准而言，除了《宪问》篇所说“修己以敬”即可谓君子以外，《公冶长》篇孔子评论子贱的话亦为好例：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孔子谈论子贱说：“这个人真是一位君子啊！如果鲁国没有君子，他从哪里获得这些君子好品德的呢？”在这里，孔子不仅以“君子”的美名称誉子贱，还对鲁国的父老乡亲大加赞赏——说正是他们中有诸多“君子”，才影响、滋养、培育并促成了子贱君子品格的形成。

　　子贱，姓宓，名不齐，字子贱，鲁国人，孔门弟子。孔子很少以“君子”许人，此处称赞子贱为“君子”，缘由何在，语焉不详。不过，在《孔子家语·子路初见》里，则对其中原委有细致的描绘和交代：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与宓子贱偕仕。孔子往过孔篾，而问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对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龙，学焉得习？是学不得明也；俸禄少，饘粥不及亲戚，是以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问疾，是朋友之道阙也。其所亡者三，即谓此也。”

　　孔子不悦，往过子贱，问如孔篾。对曰：“自来仕者无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诵之，今得而行之，是学益明也；俸禄所供，被及亲戚，是骨肉益亲也；虽有公事，而兼以吊死问疾，是朋友笃也。”

　　孔子喟然，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则子贱焉取此。”

　　孔子哥哥的儿子孔篾，与宓子贱同在一起做官。孔子先到孔篾那儿，问他“自为官以来，有何得何失？”结果孔篾满是抱怨：公务忙，没时间学习，学业荒疏；俸禄少，稀饭无法遍及亲戚，导致骨肉疏远；公事多半急迫，抽不出身探望病人，朋友之情渐渐丧失。而孔子以同样的问题问子贱，得到的则是充满喜悦的回答：过去记诵的知识，现在得到实践，因此更加明白；所得俸禄，分给父母兄弟，骨肉之情更加亲密；虽公务繁忙，还能兼顾探望疾患，朋友之情更加深厚。在同一环境中生存、干着相同的工作、面对同样的问题，两人给出截然相反的回答：孔篾消沉、不满、埋怨，子贱奋发、知足、感恩。孔子欣赏子贱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因而称赞他“君子哉若人！”

　　当然，史料反映子贱不仅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他还是一个会用人的地方小官。《吕氏春秋·察贤》载：

　　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宓子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宓子则君子矣。

　　单父，鲁国地名，位于今山东单县南部。宓子贱在此地做官，经常弹琴鼓瑟，几乎不出朝堂，就将单父治理得井井有条。巫马期披星戴月，昼夜劳碌，躬身处理政务，也使单父得以妥治。两者差异在于，一者善于任用人才，一者凡事亲力亲为。这段典故，《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等也有载录，均因宓子贱知人善任而称其为君子。《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亦说：宓子贱“仕为单父宰，有才智，仁爱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此处“大”，四库全书本作“美”）

　　从史籍记载看，子贱并没有进入孔门十哲或十二哲的名单，也没有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丰功伟业，只是做过乡镇或县一级的地方小官，且不够勤政（弹鸣琴，身不下堂），不过人生态度比较乐观、能够任用人才、关爱而不是欺压百姓，便被孔子称赞为“君子”。

　　孔子赞赏子贱，尤可注意的是“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一句。这既指出了子贱能够成为君子的环境原因，又蕴涵两义：其一，鲁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故多君子，或曰鲁国君子较多已成气候；其二，君子之德，乃受环境影响，是见贤思齐的结果。如朱熹所言：“居乡而多贤，其老者吾当尊敬师事，以求其益；其行辈与吾相若者，则纳交取友，亲炙渐磨，以涵养德性，熏陶气质。”（《朱子语类》卷第二十八）

　　在《论语·公冶长》里，被孔子褒扬为“君子”的还有子产：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产乃郑穆公之孙，郑国名相。孔子说他有四项德行合于君子之道，即做人规矩、事上恭敬、于民有惠、役民有度。《大学》讲“絜矩之道”，指在上下左右整个人际网络中，要以忠恕之心推己及人，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子产作为位高权重的重臣，能够照顾各方利益，做到上述四点固然不易，但并非表示他的人品已无可挑剔。《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有子产不毁乡校的佳话，亦有孔子所言：“人谓子产不仁”的议论，虽然孔子说“吾不信也”，但“不仁”之语不会空穴来风。钱穆《论语新解》云：“孔子所称美于子产者至矣，或谓列举其美，见其犹有所未至。人非圣人，则孰能尽美而尽善。”（见该书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4页）是为卓见。

　　要之，《论语》中孔子精心塑造的君子形象，既有“修己以敬”的低标准，又有“修己以安百姓”高目标，是一个具有较宽适应面和较大包容度的人格形象，也是一个可供人们在不同层次上对标、取法、攀登的人格标杆。君子人格及其张扬的君子之风、君子之德、君子之道等，均是中华儿女应学应做，也可学可做，并努力追求的人生风范。这也是后世如孟子提出“圣人与我同类者”，王艮提出“满大街都是圣人”，以及人们常说的“人人可以做君子”的缘由所在。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1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