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永逸（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社会建设研究基地教授）

　　去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们在欣喜之余，也应该思考，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如何让年味儿更浓？我认为，正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这一副题所示，社会实践——“过”和“忙”，是年味儿浓的核心动力。

　　春节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与日月星辰、自然循环、节令转换、天干地支紧密相关，是人们对天地自然变换的生产性适应、社会性适应，更是艺术性适应。因此，春节不但饱含了人们对万物的理解，还寄托着人们对家庭和社会的美好期许。简言之，当下人们常常念想的老一辈人，以及儿时的浓浓年味儿，都承载了中国人的自然观、生命观，呈现了人何以成为人、社会何以是社会的伦理道德，显示了人与天地万物、他者艺术性交际的创造力与活力。

　　如此，无论是说“过年”还是说“过春节”，强调行动、时空跨越和自我更新的“过”是年味儿浓的关键。“过”有两重含义。第一，人、天地万物与社会一道积攒能量，爬坡过坎，辞旧迎新。第二，为了爬坡过坎，作为行动主体、也是春节核心的人，必须辛勤劳动，以顺利辞旧迎新。

　　在此意义上讲，“忙”才是传统新年的本相。在乡风俚语中，“过年”的另一个日常表达就是“忙年”。唯有因为“忙”，个体才会觉得充实、充盈、充沛，当下人们念想的年味儿才反向包裹人，让人感恩、满心欢喜。

　　当然，“忙年”的“忙”有多层含义。首先，它不同于春耕秋收时在田野“锄禾日当午”“带月荷锄归”的生产劳作，而是在屋里屋外，忙着将辛勤劳作的成果进行艺术性的转化、创造、交际与消费。其次，以一个家庭而言，各色人等的忙，各有分别。家中母亲忙着剪纸、贴窗花，给一家老小缝制鞋帽衣裤，准备形美味佳的食物，备办给亲友拜年的礼信。父亲则忙着扫尘除垢、赶集置办年货、杀鸡宰羊、恭送灶王、祭祀祖宗。祖父祖母早早就寻思该给孙辈多少压岁钱。环绕在大人身边的小孩儿，也在琢磨着能穿上啥新衣，吃到哪些美食，能得到啥样的礼物。这些忙，不是一天两天，大抵与整个春节相始终。中国人过年，就是在忙碌和讲究中度过的。

　　我的老家在川北剑阁县一个名叫槐树地的小山村。记得十一二岁起，每年过了小年，兄弟姐妹几个都得齐上阵，推数天的磨子。春节要吃的豆腐、米凉粉、汤圆，都是自己与家人一道，一步一步推着石磨磨出来的。除夕，我守岁到零点，然后和同院的发小一起到院外村里的水井，抢挑新春的第一担水。听说这个时刻的水象征好运，预示家庭兴旺。而在正月初五“牛过年”的这一天，母亲一大早专门给家养耕牛煮食，这些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付出才会有回报、甘甜与念想。明白这些，离开家乡后的这些年，每逢春节，无论我在哪里，借着短信、邮件、微信等现代通信工具，给亲友拜年，成了我年节生活的常态。

　　当然，我也记得老人们常说：“再忙，大年初一都得歇一天，不然会一年忙到头，一辈子都得忙。”显然，大年初一的这一“歇”，不是出于“闲”，反而印证了“忙”的长期性、连贯性，佐证了年节、生活与生命“忙”的本真，以及如何才能有效、有条不紊地“忙”。

　　所以，传统新年的意义是个体力所能及地参与、付出与共享，是男女老少、亲戚邻里合力忙出来的，是主动与万物的交汇、协商。对每一个人而言，旧历新年，不是坐享其成，而是一份担当、一份责任和一份义务。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24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