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话语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作者：贾桠钊（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方克立曾将张岱年的“兼和论”与毛泽东的“矛盾法则”并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双璧”，张岱年在辩证法问题上可谓用功深厚，在形式和实质上对中国辩证法进行梳理，以“对理”界定辩证法之名，以“解蔽”明确辩证法之用，以“解析”创新辩证法之法，在辩证法问题上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关于辩证法之名，“与其说中国哲学有辩证法，不如说中国哲学中有与辩证法类似的东西”（《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张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既点明了中国有自身特色的辩证法，也明确了不应以西方辩证法来随意附会。追溯中国的辩证法之名，孔子“辨惑”、老子“观复”、庄子“反衍”等都具有辩证法的涵义，张岱年将传入的DIALECTIC译为对理法或反综法。所谓对理法从广义来看，包括对立统一、相反相倚靠、矛盾发展、质量互转，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三大规律并无二致，而狭义上特指对立统一。

　　关于辩证法之用，张岱年认为体现的是中国独有的解蔽思维方式。《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中第三条即建立对理的新方法，“欲了解宇宙人生之实相而无所蔽”。他认为，对理即是以一种统全的观点去考察事物之理，避免以偏概全，是真正意义上的解蔽之法。进一步讲，对于重经验重直观的中国思维方式而言，缺乏一种分与离的思维，对理法可以有效解决经验与超越的矛盾。更现实一点，对理作为“对待厄运应付险夷的法门”，若运用得当则具有现实指导作用。

　　关于辩证法之法，张岱年提出将辩证法与逻辑解析相结合。当时很多人将形式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而反对形式逻辑，对此他一方面看到了二者的联系，指出概念之解析自当遵循辩证法，辩证法也需要逻辑解析来厘清。另一方面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形式逻辑研究静定的结构、存在的形式，而辩证法研究变化的历程与规律，辩证法可作为形式逻辑的补充，解析则是最根本、最基础的方法，实际上他关于“矛盾”相关概念的论述就是从解析入手的，构成了诠说的基本方法。

　　同与异的依存性与相对性

　　同异关系是事物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张岱年吸收了墨家将“同”分为重、体、合、类的观点，《经说上》记载“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墨子·经说上》）他认为“重同”类似于今日“等同”，“体同”类似于庄子、惠施的“一体”，“合同”是同域，“类同”则是同类，将同分为四种，分别为等同、一体、同域、同类，其中等同谓之同一，一体谓之统一。同时，张岱年还在广窄二义上界说“同一”，若从窄义来讲就是“等同”，若从广义而言与“同”一致。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传入中国后，大多将同一与统一视为同一概念，张岱年不仅将“同一”与“统一”在概念层次上进行区分，还曾明确指出同一是两物之无分，强调相互对待者不相异，可分为绝对同一与相对同一，前者是指二者全然无别，后者则是指二者相类，或同属于一类，而统一则是指两物相倚而不相离，对分别予以保持。

　　其实关于“同一”问题，黑格尔使用的是“抽象的同一”与“具体的同一”，“抽象的同一”即是A=A式的同一律，“具体的同一”则是包含着差别的同一，即自在自为存在着的差别。张岱年曾指出普遍既可以是具体的，特殊也可以是抽象的，特殊与普遍具有相对性，比较而言“具体”富有更深刻的意义，如《孟子》中的“具体而微”，本身即包含了不同的方面或部分。在此意义上，他赞成黑格尔“具体的普遍性”，也接受马克思具体是多样性的统一观点。但在区分“同一”时使用的仍是相对与绝对之分，是因为他更在意“相对”的意谓，即事物的一切性质，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若离开了一定的参照系谈论“同”都是有问题的。

　　而与“同”相对应的则是“异”，同与同不同，“异与异亦异”，《经上》记载“异：二，不体，不合，不类”（《墨子·经上》），其中二物互异为二，不相连属为不体，不同所为不合，无相同点为不类，与“同”之四种情形相对应。在对“同”与“异”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张岱年特别关注到同异之统一，数次引用了“同异交得，放有无”（《墨子·经上》）的表述，指出相同之物有其相异，相异之物有其相同，整个宇宙就是“同且异”的整体，不仅看到了同异之间的依存关系，也看到了同异的相对性，如将相对性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第一方面的要点之一。其实无论是庄子“合异以为同”（《庄子·则阳》），还是王弼“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周易略例》），都是主张互异与相通的转化，张岱年除了受到列宁关于相对与绝对的差别启发之外，不得不说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对立之相反与矛盾

　　然而相异不等于相反，在《相反与矛盾》一文中，张岱年根据异的程度，区分了大同异与小同异，并得出了“类”的概念，指出相反乃是一类性质中最相异者，正所谓“一类之性质或事物之最相异者常为两端，可谓为此类。凡一类之两极，谓之相反”（《天人五论》，《张岱年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如黑白二色即为相反。具体而言，相反可分为三种情形，一是性质的相反，在同一类中，二者最异，则为两个极端，即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二者之间有所谓“中间性”，如黑与白同属一类，但其中间性为灰。值得注意的是，异类性质不得言相反，可以说黑白是相反，但黑白与黄则只能称为“异”，故此得出结论“故一性质相反者唯一，与之相异乃极众。”（《相反与矛盾》，《张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二是物之相反，这与性质相反不同，并无中间物，如男女为相反。三仍是物之相反，特指异类物，如水火并非一类，而性质亦是相反，则二者也是相反之物。张岱年关于相反的三重划分，既涉及现现不已之事物，也涉及种种色色之性质，实际揭示的就是华严宗“理事无碍”观念中所显现的事物的本质与现象、体与用的辩证关系。

　　如果说相反是一类之两极，那么矛盾则是相互否定者，即在同一时空限度内，此存而彼不存，或此不存而彼存，通常而言，二者若是相反可有中性，若是矛盾则不会有中性，如黑与白是相反，黑与非黑则是矛盾。再进一步讲，相反更多是对事物或性质的界定，而矛盾则可以言说性质、事情、概念，但不可以言物，一般不说矛盾之二物，大多说的是矛盾的性质、事情或概念。同样，张岱年也将矛盾分为三种情况，分别为性质的矛盾、现象的矛盾以及现象的复杂矛盾，当谈到性质的矛盾时，特别指出了矛盾兼有与时空问题。其一，他认为所谓“中间性”不是兼有，也非异类，如在灰作为黑白中间性的例子中，有一物一半是黑一半是白，这种情况是兼有，而红黄蓝则属于异类，虽然矛盾没有中间性，但有可能会兼有。其二，矛盾的性质两端虽然作为同一指对体不在同一时空点上并存，但对于不同的指对体则会在临近的时空点上并存，凸显了矛盾的时空转换性。

　　张岱年将相反和矛盾统称为对立或对待，将其视为辩证法的中心概念，他关于相异、相反、矛盾、对立等概念及其关系的论述实为精辟，相异不一定是相反或矛盾或对立，马克思也曾区别过差别与对立，“这种二重的、不同的存在必然发展为差别，差别必然发展为对立和矛盾”（《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差别不直接等同对立或矛盾，但可发展为对立或矛盾。

　　矛盾区别于对立统一

　　以上论说的矛盾实则是狭义范畴，特指对立的一种情形，而广义的矛盾则是指“对理”。张岱年曾明言，“对理”讲的是对立统一，而非对立同一。对立与统一是一对概念范畴，差别（异）与同一（同）是一对概念范畴，也就是说，“一切对立，必然相互统一，差别必基于一种同一”（《辩证法的一贯》，《张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那究竟什么是统一呢？在张岱年看来，统一与合一是同一层面的，他认为张载“两一”之“一”可以从相互统一关系和统一的整体两层进行解释，换言之，对立与统一既是一种统一关系，也是一种整体，是从整体性出发强调对立的统一与统一的对立。具体而言，对立的统一关系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相待或相依，即无此即无彼，如善恶、有无等概念；第二种相生或互转，有一物之后常有另一物随之而来，如祸福相倚；第三种交参与互涵，即彼此互为包蕴且互为其成分。其中第三种被称为非普遍的统一关系，也是目前矛盾观点中容易被忽视的。

　　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核心基本是共识，但对立统一是否可以用矛盾来指代则是有争议的。张岱年认为对立统一是比矛盾更高一层的概念，他将对立统一现象总结为四句话，其一是凡物有两，即凡物有矛盾，其二是凡物有一，即凡物有其统一，其三是凡两皆一，即凡对立皆有其统一关系，其四是凡一有两，即凡一体必有其对立。可见，从广义的矛盾范畴来看，对立统一在肯定矛盾存在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了凡物皆有其对立统一以及对立统一亦对立而统一。从狭义的矛盾范畴来看，并不是任何两个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事物或概念都能构成矛盾关系，这一点也是日常生活所容易忽略的。但若回到黑格尔矛盾概念，按照邓晓芒教授的看法，矛盾不只是一种相互对立、相互反对和相互转化的关系，而且还是一种自否定关系（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相较之下，对立统一并不一定会发生自己否定自己的情形，所以更有必要将矛盾与对立统一区分开来，在此意义上，刘森林认为对立统一只是解说“矛盾”结构的一种模式，并不是唯一和绝对的模式。（刘森林：《辩证法的社会空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无论是将对立统一视为更高一层的概念，还是将对立统一作为解释矛盾结构的模式，都看到了矛盾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对立统一。

　　张岱年对“矛盾”相关概念的厘清，某种意义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自主建构。话语表述上，借助中国哲学的思维语言形式来表述，实现了穿中国衣说中国话；内容观点上，在同与异划分基础上厘清了同一与统一，在区别相异、相反、矛盾的基础上丰富了对立的具体内涵，在对立与统一相对待的基础上明晰了矛盾与对立统一的差别；路径方法上，将辩证法与概念解析相结合，并辅之以一定的直观，呈现出全新的研究方法。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