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鑫（《钟山》杂志编辑）

　　作家许言午的长篇小说《扬兮镇诗篇》（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中国好书”2024年10月推荐书目），以徐缓、静雅的笔触，将地方路径的勘探方向对准人性、人情和人伦，通过强化小说叙事中有关人本身的审美话语，构建独具魅力的地方诗学。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4年10月出版

　　《扬兮镇诗篇》是一部带有浙江地域色彩的长篇小说。作者生长在浙西小镇，依凭故乡经验并撷取《诗经》中“抑若扬兮，眉目扬兮”之语，虚构了一个名为“扬兮”的小镇。生活在扬兮镇的人们看似和睦、恬静，却各自暗怀心事。男主人公张咏在父母离异后随母亲生活，他不仅体贴母亲、早早独立，而且学习成绩拔尖、升学毫无压力。女主人公丁晓颜自幼读书成绩欠佳且寡言少语，长期活在优秀姐姐的阴影之下，为人所忽视。这对家庭背景迥异、人生走向不同的年少男女，却悄无声息地走到一起，并孕育着爱情的果实。《扬兮镇诗篇》以他们俩的人生轨迹为情节主线，讲述了一段凄美、舒缓且富有诗意的小镇故事。

　　读懂这部小说的关键在于理解扬兮镇。然而纵观全篇，作者并没有刻意描绘小镇的地貌地形，只是大致勾画出小镇的方位及其主要街巷，这就有别于当下诸多注重地方性建构的小说。不仅如此，《扬兮镇诗篇》的叙事语言美如诗却极平白，没有借助方言俚语的运用来刻意强化小说的地方性色彩。要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文学作品地方性特征的辨识与阐释主要依凭其中出现的方言。现在，以《扬兮镇诗篇》为代表的文学书写呈现出一个颇为明显的趋向，即勘探地方路径的审美重心已经逐渐由空间、语言向人物过渡。

　　有评论称，尽管这部小说以南方小镇为原型，但北方的读者读来亦倍感亲切。作者深知，除了语言的陌生化、叙事的猎奇化和文学空间的搭建，人物形象塑造往往对构建“文学地方”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小说的序章部分，中年张咏指着丁晓颜的照片说：“她就是扬兮镇。”这其实是在暗示：理解扬兮镇之地方性的关键在于理解丁晓颜这一人物形象。一个女孩缘何能代表一座小镇？通过细读小说，读者不难得出答案。在丁晓颜短暂的一生中，除了在银峰中学读初中的三年，她绝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扬兮镇，她爱兹恋兹，将生命的全部挥洒在这里，也将人生的全部奉献在这里。于张咏而言，他对丁晓颜的情感同他对故乡的情愫存在某些共通之处。扬兮镇是张咏想回却回不去的故乡，丁晓颜则是他挚爱却又始终隔膜的女子。在张咏眼中，丁晓颜“把孤单藏得很深，深到她自己也察觉不出了，仿佛藏于深山千年之久的扬兮镇”。尽管丁晓颜始终被自身深处的孤独所环绕，但她从未放弃对良善的执守、对理想的追求。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用“不虚美，不隐恶”评价司马迁的史笔，此六字一度成为衡量史家职业素养的重要标准。事实上，不独《史记》等纪实作品，对虚构叙事文学而言，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能否做到“不虚美，不隐恶”亦至关重要。在作者笔下，扬兮镇上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一团和气，经常表现出温良恭俭让，但一俟矛盾出现，往往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显露出人性的弱点。然而，一旦镇上发生死生大事，他们又能迅速集结于以良善为名的共同体之中。应该说，在作者绘制的扬兮镇群像长廊中，不论涉墨多少和出场频次，几乎都鲜有“扁平人物”。

　　作为小说中令人瞩目的“圆形人物”之一，丁晓颜的成长、恋爱、生育和仙逝，引人悲痛叹惋，又发人深省、惹人唏嘘。尽管她善良勤劳、用情至深、对爱专一，她却将本该表达吐露的至情藏于心底深处，这恰恰直接导致张咏对她的误解和离弃。张咏的母亲张瑛早就看出丁晓颜性格的短板，曾经提醒她：“以后阿咏主意大了，你就给他煮碗菜泡饭吃。”菜泡饭是隐喻，话虽未说破，但想必丁晓颜已了然。不过，丁晓颜将这碗菜泡饭煮了又煮、热了又热，始终没能端到张咏面前。丁晓颜独辟一方心田，怡然自耕，在她看来，毫无“争”的必要。在文学世界中，小镇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风俗、地貌等方面，更体现在居民的思想、行为方式上，后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特定地域的精神风貌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正如文学评论家李怡所言：“文学的地方性追求归根到底并不真正指向地方，而是人自己。”

　　不论地域大小，只要作家在审美创造中充分重视人的因素，塑造出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读者就能由人物及其性格联想到作为特定文学地方的典型环境。加拿大学者爱德华·雷尔夫在《地方与无地方》中指出：“地方的经验具有尺度上的变化，可以小到房间的一角，还能大到整片陆地。”扬兮镇不过由几条街巷组成，但这里能上演直抵人性深处的悲喜故事。因为“在任何一个尺度上，地方都呈现为一个整体，一个自然事物和人造事物所构成的综合体，其中包含着各种行动与功能，以及因人的意图而产生出来的意义”。也就是说，相比于地方表层结构的特异性，地方内里蕴含的普遍性才是地方诗学的审美本质所在，而对普遍性的发掘力度往往取决于创作主体对人性的体察深度。在《扬兮镇诗篇》爱与诗的主题之下，张咏的尴尬与执拗、丁晓颜的沉静与坚守、张瑛的泼辣与无奈、苏冬丽的良善与隐忍，无一不代表着不同的生命欲求和生存态度。由此可见，是人，而非其他什么因素，导引地方路径的形态与走向。从根本上说，文学的地方路径并不表现为复刻或投射现实中的地方，而是以独特的地方性建构重探人与时空、人与他者、人与自身的关系。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2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