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振龙（广州理工学院教授）

　　谈论作为中国古代士人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尽管可以追溯至先秦，但其真正形成并成为士人活动的一大类别，却是在东汉时期。这时期不仅从事谈论的士人人数多，谈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士人创作的谈论文学也获得了快速发展，走向繁荣。士人谈论的形成、盛行及其文学书写的兴盛，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有密切关联的。

　　一

　　中国古代士人的谈论，起始于先秦诸子学派的论难，西汉经师之间的辩论也为其提供了丰富滋养。东汉和帝时期，“论难”逐渐转化为“谈论”，从“论难”中派生出来，正式成为士人的一种文化活动。东汉中后期，士人谈论又获得了快速发展，风靡整个士林。此时既出现了以“谈论”以及用与“谈论”相近的“谈辞如云”“发辞抗论”“论议”等词语来指称士人谈说论辩的现象，又涌现了一批以谈论著称的专家。《后汉书》记载，郭泰“善谈论”，谢甄“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符融“谈辞如云”，董扶“发辞抗论，益部少双”，等等。可知，东汉中后期，“善谈论”既是时人评价士人长于谈说论辩的尺度，也是士人自觉追求的文化素养，在士人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士人创作的书写谈论的文学，在东汉时期步入了繁荣阶段，以“论”命名的论辩文和一些碑、铭、书信等书写谈论的作品及其作家规模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论辩文作为一种文体，在先秦时期虽已成熟，但以“论”冠之篇名的仅见于《庄子》《荀子》等著作的少部分篇目。西汉初期，以“论”名篇的作品也较少，后期日渐增多。东汉时期，以“论”为名的作品迅速增加，现存以“论”命名的作品110篇（部）、作者34人，其中东汉初期的作品7篇（部）、作者4人，东汉中后期的作品103篇（部）、作者30人。这时期士人创作的与“论”相近的对、说、议、难、答、驳等作品，书写士人谈论的有200余篇，作者100余人。其他还有碑、铭、书信等，虽未冠以“论”名，但也有不少书写士人谈论的内容。所以，无论是谈论文学作品的数量，还是创作书写谈论文学的作家数量，确实进入了一个繁盛时期。

　　总之，东汉士人谈论的形成、发展与盛行，士人创作的谈论文学的繁荣，从历史演进的时间向度看，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步性，有着密切的关联。

　　二

　　东汉时期，谈论文学实绩卓著的士人，大多也是善于谈论的士人；谈论素养高超的士人，也多是有谈论文学作品的士人，两者存在着高度的同一性。

　　一是以书写谈论文学闻名的士人，不少又有很高的谈论才能。《后汉书·文苑列传》记载，刘毅有谈论文学《汉德论》《宪论》，又“少有文辩称”；边韶以文章知名，有口辩；边让“少辩博，能属文”；郦炎“有文才”“言论给捷”，等等。《后汉书》其他传记中所载以创作谈论文学而著名的士人，亦有不少善于谈论的。王充、仲长统、崔寔、蔡邕、荀悦、延笃等，就是代表。王充、仲长统、崔寔分别创作的《论衡》《昌言》《政论》，有许多书写士人谈论的篇章，同时他们又兼善谈论。王充“好论说”，仲长统“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崔寔“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再如建安时期的王粲“问无不对”“辩论应机”，繁钦“以文才机辩，少得名于汝、颍”，蔡琰“博学有才辩”，曹植“善属文……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等等。所以，建安诗人亦多集书写谈论文学的文才和辩才于一身。

　　二是以谈论著称的士人，也多创作有谈论文学的作品。史载东汉以“有人伦鉴识”“好人伦”“知人”等非凡品鉴人物才能闻名于世的士人约40位，其中一些也创作有谈论文学。如郭泰“有人伦鉴识……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庞统“性好人伦”，有《答时人问》。此外，此时谈论学术的专家和谈论治国之策的军事谋略家，也创作了谈论的作品。如谈论经学的大家郑玄，就著有《六艺论》《驳五经异义》《答临硕难礼》等谈论之作；谈论治国之策的军事谋略家荀攸、郭嘉，也分别著有《论宜征袁谭袁尚》《论袁绍十败曹操十胜》等谈论的篇章。

　　三是还有一些既不以谈论又不以文学为人称道的士人，也有不少兼有谈论与书写谈论文学的才能。阎忠、张玄、徐防、刘陶等，就属此类。他们的谈论素养既无法与当时以谈论闻名的士人并论，文才也不能与同时代以创作著称的士人比肩，然而也具有一定的谈论与书写谈论文学的才能。如阎忠的《说皇甫嵩》、张玄的《说张温》等，从其言辞看，两人通晓古今、明于治乱、洞悉兵机，言说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是兼有一定谈论和书写谈论文学修养的有才之士。徐防的《五经宜为章句疏》，刘陶的《上疏陈事》《诣阙上书讼朱穆》《改铸大钱议》等作品，也体现出了一定的谈论和创作谈论文学的才能。这说明东汉那些既不以谈论又不以文学为人称扬的士人，其中也有一些同时具备一定谈论和创作谈论文学素养的有识之士。

　　可见，东汉时期作为谈论主体的士人和作为创作书写谈论文学主体的士人，在很多情况下是重合的，两者存在着主体向度上的同一性。

　　三

　　东汉之前，士人谈论及其文学书写的内容比较单纯。春秋战国，士人颂《诗》引《诗》，主要把《诗》作为外交、宴集等场合的内容，关注的是《诗》的伦理和政治外交功能；诸子之间的论难，也以谈论自己治国理政的思想为主。西汉时期，士人谈论的内容也多围绕儒家思想展开，在察举、征辟选拔人才制度和士人的经术论辩中，都有典型体现。

　　东汉时期，士人谈论的内容得到了很大拓展，主要集中在政治、人物、学术、文学等方面。其中政治谈论，既有对执政者治国理政、门第身份的评价，又有对外戚、宦官擅权的评议，还有对东汉后期军阀割据、天下政治形势的评析；人物谈论，对士人知识素养、道德品行、治国理政之能、运筹帷幄之策、能言善辩之智、文学创作之才等，均有涉及；学术谈论，突破了西汉以今文经学为主的格局，不仅兼及今古文经学，而且还对道家、法家等给予了关注；文学谈论，是这时期士人谈论的亮点，包括作家作品、文体、文学风格、文学价值等内容。同时，这时期还出现了游谈这一娱乐性的谈论。所以，东汉士人谈论的内容较前代确实丰富了，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东汉时期，士人创作的谈论文学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作品，有以班彪《王命论》等为代表的谈论历史的史论，有以崔寔《政论》等为代表的指切时要的政论，有以王符《潜夫论》等为代表的刺世讥俗的讽论，有以鲁丕《上疏论说经》等为代表的探究经学的术论，有以蔡邕《陈仲举李元礼论》等为代表的评价人物的人论，有以曹丕《典论·论文》等为代表的品评文学的文论，有以边韶《对嘲》等为代表的游戏性的戏论，其他还有谈论刑礼、攻伐等方面的专论等，题材广泛。这说明，东汉士人谈论的内容与士人创作的谈论文学的内容，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具有很高的关联度。

　　综上所述，东汉时期士人谈论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形成于和帝时期，发展盛行于东汉中后期。士人创作的谈论文学的大量出现和繁荣，也在东汉中后期。两者不仅在时间上存在着明显的同步性，而且在主体和内容上也彰显出高度的同一性与一致性。这是东汉士人谈论及其文学书写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的典型表征，是从事两者关系研究的起点和关键所在，对全面深化东汉士人谈论及其文学书写互动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1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