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里念故乡】

　　作者：汗漫（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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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每次从上海回南阳过春节，我都要到北郊石桥镇的张衡墓走一趟。我两手空空，估计张衡也不会计较，但可能他会紧盯一颗后生的心，看它是否干净、有力。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中年写散文，至今已逾四十载。尽管没有杰出的表达，但是一支笔已经支撑起我的精神世界，如堂舍之栋梁、身体之脊椎。如果没有写作，我的人生路途怎样、个人面目怎样，与什么样的人相遇，沉浮于怎样的命运？幸或不幸，都难以假设。

　　张衡是一个跨越多个学科的伟大天才。我喜欢他留下的一个残句：“愿言不获，终然永思。”“愿言”，思念也，关乎一个人、一种美。它可以成为座右铭：倘若尚未拥有理想的辞采，那就穷究不辍吧。

　　古今中外的写作者，都在各自制作一把尺子、一面镜子，来衡量人世、映照自我。而制作这根“尺子”的木头，像绿树生长在故乡；打磨这块“镜子”的铜，像矿山深藏于故乡。每个人都是故乡的产物，作家亦如此。不同之处在于，作家能够以纸墨，回报那一片埋着脐带、收留遗骨的土地——张衡回报以《南都赋》，韩愈回报以《过南阳》，姚雪垠回报以《长夜》，痖弦回报以《红玉米》，乔典运回报以《满票》，周同宾回报以《皇天后土》，周大新回报以《湖光山色》，梁鸿回报以《中国在梁庄》……

　　我的家乡南阳，就在这一部部著作中声传天下、名动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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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古称“宛”。豫、鄂、陕三省交界处的这一盆地，由伏牛山、秦岭、桐柏山、武当山簇拥而成——在东南方向留下缺口，以接受东南大海方向袭来的云团和台风，在自足中保持开放性。秦代修筑的东南驰道，自西北而来，越过南阳盆地，向东南蜿蜒而去，强化了整体感和控制力。其遗迹旁，则是312国道、G2沪陕高速公路等交通干线。

　　伏牛山是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分水岭，桐柏山是淮河源头，因此南阳成为中国南方与北方的过渡带，也是历史上的楚汉结合部。

　　20世纪初，汉代画像石相继出土，佐证南阳在东汉时期的“陪都”地位。那些雕刻在石头、砖头上的线条和图案，拙朴与细腻兼备，写实与象征俱在，容天纳地，“出生入死”，古中国浪漫不羁的精神气息扑面而来，深受鲁迅先生喜爱，他赞其“深沉雄大”。冯其庸先生称南阳汉画馆为“另一个敦煌”。吴冠中先生在汉画馆内临摹三日，喃喃道：“我要跪在老祖先们面前了……”

　　除张衡、韩愈外，历史上，南阳涌现出一系列杰出的表达者：范晔、庾信、岑参、张祜、朱放、韩翃……

　　以上，就是我的来历和背景。

　　如果将“故乡”这一概念，由南阳放大至整个中原，我的来历更加寥廓，背景更加深广。《诗经》中的大部分篇章，生成于黄河两岸。唐宋两代，众多杰出诗人出自中原，或埋骨于中原。无穷的文章，无尽的天才，像万川流水，汇入后人的肉体和魂魄。

　　“在最好的时辰，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总和，但又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在纸上胜过他们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在生活中胜过他们。”1987年，诗人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斯德哥尔摩演讲，向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前辈和写作源泉，如此致敬。

　　我也总是在不断地回溯。我不必胜过前辈先贤，只要能够胜过昨天的自己，就没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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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继承中国文章的宽广传统，汲取欧美随笔之精髓，让汉语入时入事，保持及物性与生机，这是当代散文写作需要回答的命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于对当时故步自封的散文状况不满，众多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家成为散文文体的变革者，我也算是其中之一吧。

　　回想张衡，他正是出于对“汉大赋”的繁复晦涩不满，才创造出以《归田赋》为代表的“抒情小赋”，触动后世陶渊明，遂有了《归去来兮辞》这一杰作。韩愈，一个诗文并举的伟大言说者，更是对陈词滥调深恶痛绝，呼吁“惟陈言之务去”。这也时刻提醒我诚恳地面对巨变中的新世界，摆脱一切陈腐的修辞和腔调。

　　“有一个地方作为起点，是极端重要的。虽然它那么小，那么不为人所知，你仍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拿掉一块砖，整面墙就会坍塌一样。”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在1925年如此教导文学青年威廉·福克纳，也像在教导我。把巨变中的南阳，作为我文学长路的起点，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南阳，就是中国这面墙上的一块砖，一块刻有壮丽线条的汉砖，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凝视它、书写它，日积月累，有了散文集《纸上还乡》，后来这本书成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2024年度好书”之一。

　　去年7月，在《纸上还乡》的新书分享会上，作家陆梅这样说：“在这一部作品中，汗漫态度克制而深情，以小说笔法叙事，以田野调查方式在场。他以想象和追溯，丰满和激活了我们对中原这一片土地的复杂性的理解，尤其是中国文人精神，如何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得到养育、延续和转化。《纸上还乡》所‘还’之‘乡’，是一个人的故乡，也是所有人的故乡，这部书的意义，在于重塑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经验和想象。”

　　这一部献给“所有人的故乡”的书，记述了南阳的山水与历史、人物与风物，融合了时代经验和个人记忆。在写作过程中，我力避俗套的赞美和滥情。南阳拥有众多名医、中医院、中医学院。《伤寒论》的作者、医圣张仲景，生于斯、葬于斯，其墓地已成为旅游景点“医圣祠”。而写作，就如同诊断病症、书写药方，知温知凉。一个作家书桌上的墨水瓶或电脑，的确有着药罐般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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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远方去”，是治愈“故乡之痛”的良方之一。那“远方”，是地理意义上的南北与西东，也是时间意义上的过往和未来。一个人，即便在出生地一动不动，当他老了，坐在街角，辨别暮景中的一切，也是身在远方了，是青春时光的异乡人了。

　　故乡慈悲，像母亲，支持自己的孩子出门远行，去异乡长大成人。故乡的意义，则通过游子的回首和表达，得以显现和光大，如沈从文之于湘西凤凰，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无论虚构或写实，都能让地图上某一个被人忽视的角落，深邃动人。

　　我是否有能力像张衡等前贤那样，让南阳日益深邃动人？可能性不大。但最起码，我能让自身稍微生动、明亮一些吧。

　　14岁离开一个小镇，在县城读书；17岁上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37岁离开南阳，在上海逐渐进入暮年——这就是我平淡无奇的履历。故乡于我而言，是最初的小镇、县城，是之后的南阳、中原。显然，“故乡”不同于“家乡”，其版图随着一个人的命运延展而不断扩张。地理意义上的“家乡”，可借助于汽车、高铁、飞机返回，而“故乡”，那故去的一切，无法抵达——必须让它在内心栩栩如生，随身携带；必须拥有回忆、叙述的能力，一个人方能活下去。当他失忆时，灵魂就无家可归了。

　　“此心安处是吾乡。”在惠州、黄州、儋州度过一生的苏东坡如是说。显然，作家比常人所多的一点福分，就是能以笔墨构建起一己之“吾乡”，抵抗飘零感。

　　在陆梅发言的那个新书分享会上，我脱口说道：“故乡使人安定，异乡使人自由。”这似乎是一个好句子，得到了听众席上零零碎碎的掌声。

　　那一天，门外，上海的街头，行人熙熙攘攘。人群中，有谁不是离开故乡而又寻找故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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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我而言，上海最初是异乡，是个人生活中异质、新颖、格格不入的部分。渐渐地，它与我痛痒相关。面对它，就是面对一个可能的我、新我，彼此冲突、和解、纠正。

　　就这样，我渐渐完成了一部散文集《上海记》。它以空间为切入点，书写街衢、河流、建筑物中的光阴流变和人物命运，为上海绘制肖像，重叙这座城市现代性进程之非凡、世情人烟之壮丽，但始终与个人经验发生关系——写我眼中的上海，就是写生活于上海的我。我的南阳人身份、中原背景，介入上海书写，视角和语调，也就迥异于自幼生长在这座城市的本土作家。

　　因此，《上海记》和《纸上还乡》，这两部书有了隐秘联结，彼此可以映照、对读。一个人的故乡与异乡，南阳、中原与上海，似乎消除了边界、隔阂，浑然一体，无边无际。

　　2025年，我的散文集《既见君子》也将由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这部书，起笔于中原籍的两个文人：现代诗人、小说家徐玉诺，古文字学家、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掘者董作宾。整部书，以10位现当代文人为书写对象，包括作家、出版家、画家、翻译家、电影导演、园林学家、琴人等，叙述他们在时代变革中的非凡选择和修为，传扬其君子精神、赤子情怀。我也曾拜谒徐玉诺墓，它位于伏牛山以北的鲁山。董作宾故居位于南阳市的长春街，离我母亲家只有一千米距离。

　　以南阳、中原为起点，重叙前贤，让他们在细节中复活、归来，成为永远的同时代人、故乡人，一个书写者乃至若干阅读者，就能约略摆脱孤单和茫然吧。

　　在谈到“诗人的散文”时，美国作家桑塔格认为：“向别人致敬，是对有关自己的描述的补充：通过他的赞赏所展示的力量和纯粹性，使自己避免陷入粗俗的自我主义。在向重要楷模致敬时，作者等于是在阐述用来评判自我的标准。”我也在用散文写作，克服粗俗的自我主义，向广大的世界和历史敞开、发声。

　　乙巳蛇年春节前，我自上海开车回南阳，再谒张衡墓。一棵古松，斜横着生长于墓顶，像书桌上斜横着的一支笔，苍绿、遒劲、硬语盘空。“挥翰墨以奋藻”，这一句子，可视作对我的新春寄语。张衡墓地旁生长着大片月季，也似乎在提醒我写一篇“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的好文章。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0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