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蓉红（新疆哈密市作协副主席）

　　老树

　　村里的老树，都在我们家边上长着，排成一列，这么多年被风吹着，向一个方向倾斜。它们曾经意气风发过，顶梢努力向天空延伸。但是风一声不吭地刮过来，不停地刮，慢慢改变了一棵树的意志。

　　那些树，站立在一条路旁。那条路从村里穿过，把村子分成两个阵营。东边是最早过来定居的人，住着我的爷爷奶奶、四爷四奶奶、尕爷尕奶奶。东边靠着树的地方，住着我的父亲母亲以及他们的同辈人。

　　一条路和一列树，明白无误地提示着这个村庄里的辈分。

　　记忆里，东边的人总是在张望——张望他们的羊群从野地里回来；张望他们的儿子、媳妇从麦田里回来；张望他们的孙子从学校里回来；张望是谁家添了新丁；张望一列出殡的队伍又把谁送进北边的戈壁，深埋起来。

　　我记忆里送走的第一个长者，是尕爷。送他走的前一天晚上，大人们在冬天的风里，升起一座纸做的楼阁，他们一边缓缓地拉起那座被称为“楼楼纸”的楼阁，一边叮嘱小辈说：“看着尕爷要上楼呢。”

　　我看到眼睛酸涩，也没有看见他上楼的样子，那个升起的“楼楼纸”在夜风里摇晃，我始终不相信，尕爷那衰弱的身体能走进这座后人送给他的归宿里。

　　我看着那盏灯火的时候，只能想起他斜斜披着大衣站在房屋后面的高坡上，看着他的羊群回来的样子，只能想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炒豆冲我招手并说着“来，黑眼睛子，来，过来吃”时那满脸的笑意。

　　想到以后再也没有人叫我“黑眼睛子”，再也不会有人递给我炒豆，满足地看着我把它们嚼得嘎嘣脆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落了下来。

　　后来，村里一次次升起这样的“楼楼纸”，村里的老人一个个都走了，东边的村庄变得空寂起来，炊烟淡淡的。

　　那一列老树，依旧执拗地张望着那个方向，怀念着那些最初把它们亲手栽种在这里的人。

　　场院

　　场院，用很多厚实的墙把自己和庄稼地隔离开来，存放着收获的粮食，承载着一个村庄对温饱的希望。

　　秋天，是场院最丰实的时候，一垛垛的麦子被拉运回来，填充起空寂了很久的场院，那些人欢马叫的场景总会激发我们的豪迈之情。人们纷纷提着镰刀冲向场院，面对着散落的麦捆，手起刀落，比赛看谁能更利索地砍断那些拦腰扎在麦捆上的“咬子”。

　　那时候，我们总有释放不完的精力，宽大的场院便成了我们比武的校场。我们在高高低低的墙上疯跑，呼啸来去，用从家里带出来的各色围巾系成披风“武装”好自己，拿着小树林里的枝条做成的弓箭互相搏斗。

　　我们需要马不停蹄地奔跑、打斗，以便争分夺秒地圆满完成我们关于武侠的梦想，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家里的大人就会撵过来，扯下我们的“披风”急匆匆围在脖子里去装运麦捆。

　　我们和大人之间斗智斗勇斗速度的机会大部分都是在场院里出现的，只有在秋收的场院里，才能把一个村子的大人和孩子聚在一起。

　　那些彼此连接的干打垒的土墙围起的每一块地方都是我们的乐园，再加上高高低低的麦垛，加上暂时停歇的牛车，加上搁置在麦垛边的木杈、木锨、刮板，我们游戏的道具和内容瞬间富足起来。

　　我们层出不穷地策划各种游戏，最擅长的还是追斗和疯跑，胆子大的在土墙上面跑，胆子小的贴着土墙跑，在尘土飞扬中，我们一路跑过各自的童年，把曾经热闹的场院扔在后面。任凭它的墙身一年年矮下去，任凭它越来越衰老静默。

　　爆米花

　　那是已经走远了的事物，像那嘭的一声巨响，骤然响起又骤然消失一样，被乡村遗忘了很久。

　　在转过那个墙角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曾经的自己就蹲在一群孩子的中间，在这避风的墙角处，屏声静气地看着那烟灰色的手抓一把麦子放进一个密封的铁罐。在火的炙烤后，随着一声甜蜜的“嘭”，膨胀了几倍的麦粒跃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那种甜蜜的等待，曾经无可匹敌。

　　进入冬天，我们总是集体盼望那个异乡人的到来，他安置那个简易的爆米花机的位置，会以风的速度在全村的孩子间扩散。那一天，我们会竭尽所能地表现乖巧，以换得父母心情愉悦，将更多的麦粒交给我们，让我们一路雀跃着去奔向那个制造甜蜜的异乡人。

　　那时候，玉米在村里还是很稀奇的物品，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生长，什么时候才能生长到我们村里。我觉得，玉米比小麦爆出的颗粒更大，更好吃，更接近正宗意义上的爆米花。

　　虽然我们把小麦和大米爆出来的颗粒都叫爆米花，但是在我们心里渴望交给异乡人的是一碗金黄饱满的玉米。我渴望在别的孩子艳羡的目光中，假装大度地捏起几个递给他们，豪气地说：“给，尝尝我们家的爆米花。”

　　那更像是一种变相的炫耀，让今天的我们想起来，总会为那豪气的、按捺不住的炫耀而哑然失笑。

　　瞧姨娘

　　小时候，我们曾那么渴望快点长大、成家、过日子，有个孩子，可以整天抱着他，东游西逛去“瞧姨娘”。

　　在地上随便画四根歪歪斜斜的线，凑起来，就是“姨娘”的家。把灰堆上捡回来的碗片拿到水渠里冲洗干净，就是像样的炊具。

　　“姨娘”家的饭是拿渠水和成的泥巴，讲究一点的会有青草和树叶做成的菜，我们拿树枝或者芨芨草做成的筷子，吃得津津有味，间或会顾及一下自己嗷嗷待哺的“孩子”。

　　为了给自己找个像样的“孩子”，我们总是费尽心思，要么找来妈妈的方围巾，卷成卷，围上一个花手帕。要么找件旧衣服，努力地捆紧了，努力把它当作一个孩子来打扮和呵护。

　　我们在“孩子”身上倾注的爱，是相当真挚的，包括它的孕育和分娩。我们把这简易的“孩子”塞进那个甘心情愿当妈妈的女孩的衣服下面，她隆起肚子，认真得像那些我们惯常看见的孕妇一样，一手撑着后腰，一手指挥她的男人忙来忙去，煞有其事的样子。

　　我们知道，一个孩子在躲在他母亲的肚子里时是这样的外形；我们也知道，村里娶来的新媳妇一般第二年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一丝不苟地学习我们所能看见的样子，直到一个担任医生角色的人提了药箱匆匆赶来，把那个衣服卷从衣服下面取出来，她的“分娩”便结束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带着孩子去“姨娘”家串门，将那些泥巴和树叶做成的“饭食”吃出过日子的情怀来。

　　有了“孩子”的人，依然不会瞬间长大。我们玩厌了“瞧姨娘”，便扔下四条线组合成的家，各自回各自的家。那个被围巾和旧衣服卷起来的“孩子”孤单地躺在那个四条线的家里，只有等到下一次“瞧姨娘”的时候，才会被重新抱起来，重新被我们呵护有加。

　　星空

　　在村里，谁家都会有一个草园子，除了用来给牲畜储存草料，用来给家里的母鸡下蛋，用来给孱弱的小羊羔或者小牛犊开小灶，还可以让我们用来捉迷藏。

　　真怀念那些可以把捉迷藏玩得翻天覆地的日子啊。每一个想藏起来的人都尽可能地往草垛里钻，每一个想找到的人都尽可能地全力搜寻。

　　一个人藏在一垛草里，并没有太多悬念，而最大的悬念是他藏在这垛草的哪个角落。那些秋天被大人拾掇得整整齐齐的草垛，在数十次游戏之后，早就没有了最初的整齐挺拔，它们索性坍塌在那里，任一帮孩子肆意玩闹。

　　最终被践踏得不成样子，牛羊都不愿意再吃的草，会被大人无奈地拾掇到另一边，到过春节的时候，便做了烧锅盔的燃料，填进土块垒成的炉灶里，化为青烟飘散。

　　那青烟里，依然有一棵草的气息，弥散在村庄的上空。

　　对那样简易的游戏，我们总是乐此不疲。我们顶着一头的麦草，寻找和被寻找。寻找的热切和被寻找的提心吊胆，还有那在阳光中发酵的麦草的气息，都让我们迷恋。

　　有那么一个下午，我奋力爬上一堆麦草的顶端，把自己很好地隐藏起来，我听见他们在周边寻找，把一堆草折腾得摇摇晃晃。我在那种摇晃中沉沉睡去，醒来后，他们早已经丢下我各自回家，我这个被寻找的人已经成功地被遗忘了。

　　我睡眼惺忪地扒开麦草，第一次看见银河近在眼前，深邃璀璨。

　　我就那样躺在一垛麦草的顶上，在一个乡村的最高处，默默地与那条银河对视，直到母亲焦急的呼叫声响起，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我总觉得，是那条横亘在天空中沉默了亿万年的银河，让我瞬间成熟。我明白，即使很多年后，我的村庄变老了，头顶的星空也会依然如故，笼罩着一垛寂寞的麦草和一个永不能让我忘记的村庄。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04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