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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振龙(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尚贤者,政之本也。”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力量,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大力选拔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我们党一直重视干部选拔制度建设,改革开放初期,党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中心工作的转移,开启了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历程,通过不断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制度,把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推动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发展,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紧扣时代变革中党和人民的需求,着力破除干部选拔中的难题。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政治格局及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代和人民呼唤改革,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我们党将时代需求与党和人民的需求相结合,以组织人事上的变革为突破口,拉开了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大幕。当时干部选拔制度改革面临平反冤假错案和顺利实现领导干部新老更替等难题,需要通过重点改革打消广大干部的思想顾虑,使其更加专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当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系统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后,大多数与会者强烈响应。这项工作进展迅速,一大批同志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干部队伍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推动了全党、全社会的改革热情。与此同时,党中央一方面探索设立顾问委员会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改革;另一方面,抓住顺利实现新老干部交替这个关键节点,大力选拔中青年干部,推进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完善干部选拔和培养制度,以顺应全方位改革开放的需要。
致力于顶层设计,注重从整体上统筹谋划干部选拔制度改革。改革开放初期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致力于顶层设计,主要负责同志持续推动,是改革成功的关键要素。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十分重视干部选拔工作,特别是在大力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邓小平十分重视制度建设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将干部选拔工作置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高度,着力于制度建设。他明确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改革开放初期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干部选拔原则,从总体方针政策的确定,到改革基本路径的选择,都是在中央的周密部署和理论界、学术界的积极参与之下进行的,体现出重视制度建设、重视一揽子方案、重视长效机制等鲜明特征。在干部选拔改革中,党中央将实践中的强力推动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协同推进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1983年7月,党中央召开组织工作座谈会,中央组织部《以改革的精神加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报告得到中央批转,同年10月,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领导班子“四化”建设的八年规划》《全国干部培训规划要点》等重要文件,相关举措在全国范围内扎实推进,干部选拔制度改革进入快车道。
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推动中央与地方的良性互动。在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实践中,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得到尊重,中央与地方实现了有效互动,达到了中央的正确引导和地方的热烈响应同频共振的效果。中央组织部提出,“所谓党管干部,主要指的是党委要管好党的干部路线、干部政策的贯彻执行,要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去选人用人,要依靠群众去发现和识别人才,保证择优而任,人尽其才”。从干部管理体制上讲,本着管少、管活、管好的精神,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实行组织部门统一管理和分部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将干部管理权限适度下放;在实际工作中,区别机关单位和企事业单位不同性质,将组织人事权更多下放至厂矿企业及科研院所、高校,改革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对企业出现招聘、自荐、承包等新生事物加以肯定和引导。伴随着社会治理理念的更新和对创新的支持,全党上下焕发出改革的激情,社会力量日益焕发活力,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之中,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旧的条条框框被打破,新的制度逐渐形成。对于地方和群众的创新举措和试验,党中央以开放的态度加以热情支持,激发了地方改革的勇气,形成了对基层创新有利的社会氛围,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多种渠道得以扩大,各类智库的作用得到初步发挥。一方面,党中央及时总结各地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进行积极宣传并将之逐渐凝练为党和国家的决策,使之具有实践中的普遍价值;另一方面,党中央从一开始就为干部选拔制度改革明确了方向,确立了基本原则,并对基层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行及时纠正引导。
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结合,发挥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综合效应。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先行。思想解放以及伴随而来的理论创新在整个国家的改革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成为实践创新的先声。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关系十分紧密。党管干部主要是管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要干部的推荐及任免的认识,推动了干部管理权限适度下放,为充分发挥党员群众在干部选拔中的作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实践上多种选拔方式也逐渐获得组织认可。此外,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使干部素质考核及选拔更具科学性、客观性。中央组织部创办的《组工通讯》及时将各地的新经验介绍给各地党委及组织部门,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干部素质考核、“一推双考”等各种新的实践探索层出不穷。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互动还体现在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之中,既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成果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转化为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重视制度创新发挥的重要作用,将之运用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之中。比如,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制度的探索促进了党的干部选拔理论的创新、变革和完善。
坚持守正创新,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干部选拔上,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保持干部的人民公仆本质。我们党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结合不同时代的具体要求,在改革开放初期确立了党管干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群众公认,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等干部选拔任用原则。在干部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工作以及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中对于中国历史传统中诸如民本思想、察举制、科举制中的合理成分,加以充分吸收和继承。在干部选拔中,走群众路线,但不唯票取人,通过考试选拔公务员,但不唯分数取人,而是在干部选拔改革的实践中以高度的执政意识、责任意识,结合时代需求在守正中创新,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选人用人制度机制,立足于选拔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干部,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0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