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国翔（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求是特聘教授，马一浮书院研究员）

　　作为中晚明最为重要的思想和社会运动，阳明学是由包括王阳明及其第一、第二乃至第三代弟子、门人与后学这些“阳明学者”的理论和实践构成的。这些“阳明学者”主要是思想界、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人物，是思想、知识和文化的创造者。在这个意义上，阳明学者自然首先大都是以“文”闻名于世的。这里所谓“文”，当然不限于文学，而是指包括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涵盖了整个人文学（humanities）的领域。不过，除了“文”的一面之外，阳明学者其实还不乏“武”的一面，可谓“文武双全”。

　　阳明学者在“文”这一方面的造诣，无论是哲学、历史、文学还是艺术，不但学界长期以来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也已广为人知。至于阳明学者“武”的方面，相对而言则知者不多，值得专门表彰。

　　所谓“武”，首先是指军事。这一方面，王阳明个人的成就知者较多。无论是他平定宁王的叛乱，还是平定全国各地多处的匪患与民变，随着阳明学的广泛传播，渐成社会大众耳熟能详之事了。不过，正如本文开头即指出的，“阳明学者”不只是王阳明个人；阳明学“武”的方面，也不仅仅是王阳明个人在军事上的建树，而是包括了其后几代弟子、门人和后学在军事方面的功勋。

　　“军事”包括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对外主要是抗击外敌侵犯，对内主要是平定内部的叛乱与匪患。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最大的外敌侵犯有二：一是北方异族的入侵；二是东南沿海的倭寇，所谓“北虏南倭”。而在剿平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以及抵御北方的异族入侵这两个方面，阳明学者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当时的抗倭名将中，很多都是阳明学第二代或第三代的传人。众所周知的抗倭名将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既是武将，也是阳明学者。其子在所编戚继光的《年谱》中，称其“私淑阳明，大阐良知”。事实上，戚继光可谓阳明学的第二代传人，他不仅师事钱德洪（1496—1574，字洪甫，号绪山），而且曾向王阳明之后阳明学的核心人物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问学。在二人的文集中，有多封彼此论学的通信。对于剿平浙江、福建和广东等整个东南沿海的倭寇，戚继光的军功是首屈一指的。除此之外，他在抗击北方异族的侵犯方面，也建立了赫赫的战功。后者相对而言知者不多，需要特别指出。

　　作为王阳明第一代弟子欧阳德（1496—1554，字崇一，号南野）的学生，李遂（1504—1566，字邦良，号克斋）在学术思想方面不太为人所知，但其人“博学有才谞，尤长于用兵”（《国朝献征录》卷四十二）。他曾任南京兵部侍郎、尚书，不但在平定倭寇方面同样有很大的军功，所谓“前后二十余战，斩获三千八百余人”，而且曾经在平定南京兵变的过程中立下大功。而李遂之子李材（1529—1607，字孟诚，号见罗），是王阳明第一代弟子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廓）的学生。尽管他在思想上逐渐偏离阳明学而最终自成一派，但仍属于阳明学者。李材虽以讲学著称，但也曾在广东屡败倭寇，并在云南平定过苗民的叛乱和缅人的入侵。

　　曾任东南五省总督的胡宗宪（1512—1565，字汝贞，号默林），也是阳明学中的人物。他不仅有《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叙》这样的文字，更与阳明的其他门人多有往来。在胡宗宪负责编纂的海防著作《筹海图编》一书中，王畿、邹守益、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念庵）、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张元忭（1538—1588，字子荩，号阳和）等这些阳明后学的第一、二代人物，都名列参订人员之中。胡宗宪虽然不像戚继光那样是直接带兵打仗的武将，却是运筹帷幄整个东南沿海抗倭的主导人物。没有胡宗宪的领导和支持，戚继光、李遂等抗倭将领也很难得到施展。对于抗击倭寇来说，胡宗宪比起他统领之下的戚继光、李遂等人，可以说贡献更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明末清初的史家谈迁（1594—1658，字仲木，号射父）才有“东南数百年免倭患，皆胡宗宪再造之功也”这样的讲法。

　　除了“军事”之外，阳明学者的“武”，还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武艺”上。换言之，阳明学者不但在抵御外侵和平定内乱方面卓有建树，许多人还是身怀绝技的武术大家。

　　阳明本人精于骑射，曾以箭术震慑了挑衅的宦官，自然是有“武艺”在身的。其他作为“练家子”的阳明学者，也不乏其人。比如，曾组织武僧抗击倭寇的万表（1498—1556，字民望，号鹿园），在《明儒学案》中被列入“浙中王门”。作为武举第一名，武进士出身，万表非有一身的武艺不可。最能说明阳明学者并非纸上谈兵和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的例子，应该是被列入“南中王门”的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号荆川），这位通常以大文学家名世的人物。

　　关于唐顺之的武艺，颇为详细和生动的描述，首先是他的枪法。戚继光在其《纪效新书》中，详细和生动地记载了自己向唐顺之请教枪法的故事：“巡抚荆川唐公，于西兴江楼自持枪教余。继光请曰：‘每见他人用枪，圈串大可五尺。兵主独圈一尺者，何也？’荆翁曰：‘人身侧形只有七八寸，枪圈但拿开他一尺，即不及我身膊可矣。圈拿既大，彼枪开远，亦与我益，而我之力尽难复。’此说极得其精。余又问曰：‘如此一圈，其工何如？’荆翁曰：‘工夫十年矣。’时有龙溪王公、龙川徐公，皆叹服。一艺之精，其难如此！”

　　这则故事出自戚继光的自述，并指出当时在场的还有王畿等人，应当是相当可信的。而据唐顺之的《年谱》，不仅戚继光，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1503—1579，字志辅，号虚江），也同样曾向唐顺之学习过枪法。俞、戚两位武将在当时并称“俞龙戚虎”，这两位武艺超群的名将竟然在枪法上要向唐顺之学习，足证唐顺之枪法的精妙。尤其不能不令人惊叹的是，唐顺之并非早年习武，而是年已三十六岁，才专门向河南人杨松学习的杨家梨花枪法。这就更加说明他在武学上所具有的天分。

　　除了枪法，唐顺之的箭术也同样高超。他的学生万士和（1516—1586，字思节，号履庵），曾有数首诗作赞叹其射术之精。其中一首《戏咏荆师射诗》这样写道：“山西侠客射雕手，犹叹吾师用术工。持处虎蹲还据石，发时鹰击又乘风。印空绝影虚闻响，落地无尘已没锋。岂是屠龙无所售，幻来余技亦神龙。”

　　兵器之外，习武之人首先要练拳法。唐顺之的拳法如何，现有史料似乎没有直接的描述。不过，在《荆川先生文集》卷二中，有一首《峨眉道人拳歌》的诗作：“浮屠善幻多技能，少林拳法世希有。道人更自出新奇，乃是深山白猿授。是日茆堂秋气高，霜薄风微静枯柳。忽然竖发一顿足，崖石迸裂惊砂走……犹言技痒试贾勇，低蹲更作狮子吼。兴阑顾影却自惜，肯使天机俱泄漏。余奇未竟已收场，鼻息无声神气守。道人变化固不测，跳上蒲团如木耦。”显然，如果自己的拳法没有精深的造诣，对峨眉道人在少林拳法基础上受白猿启发所创的拳术，是不可能有如此内行的观察和描绘的。

　　对于唐顺之的“武艺”，《年谱》中这样写道：“射法、枪法为最工，枪师为杨松，而公又以之传南塘、虚江……世人多以文章相推尊，而公当日所自喜者，则为射法、枪法、兵法，不在文章。故以射法教沈青霞（按：沈炼）、胡庐山（按：胡直），以枪法教俞虚江、戚南塘。在京师酒家，与人论枪法，则借枪起舞，在吴门则对众弯弓发矢，皇甫子循为之作歌。”这里的“沈青霞”是沈炼（1507—1557，字纯甫，号青霞山人），也是一位文武全才且刚正不阿的人物。由于沈炼曾任锦衣卫，2014、2017年上映的两部电影《绣春刀》和《绣春刀：修罗战场》中的主角，便以他为原型。由此可见，以“文”名世的唐顺之不仅精通多种“武艺”，其自我认同也是“武”非“文”，正所谓“世人多以文章相推尊，而公当日所自喜者，则为射法、枪法、兵法，不在文章。”

　　当然，唐顺之的“武”，也不仅是“武艺”，他在抗倭的军事领域这一“武”的方面，不逊于前面提及的那些阳明学者。事实上，在胡宗宪统领的抗倭众将中，唐顺之可以说是一位中坚人物。他不仅因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极为出色，而使胡宗宪到了几乎对其言听计从的地步，更是多次亲自带兵征战，曾经创造出了一役击沉倭寇船只三十余艘、毙敌百余人的大捷，被时人称为“自苏松用兵以来，未有此捷也”。他所著的《武编》中有多种战法，其中的“鸳鸯伍”，被戚继光改良为“鸳鸯阵”。戚家军凭此阵法屡败倭寇，令其闻风丧胆。由于操心军事，往来征战，唐顺之最终病死在抗击倭寇的战船之上，以“武”事而终，遂了自己的心愿。

　　我在2003年发表的《阳明学者的“实学”辨正》一文中指出：阳明学者绝非只是“无事袖手谈心性”的书生，而是在“经世致用”方面有着广泛的成就。其中，虽然也提及阳明学者“武”的方面，但未能专论。由本文可见，无论在抗击倭寇和抵御外侮的“军事”方面，还是带兵打仗不可或缺的个人“武艺”方面，阳明学者都可圈可点，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文武双全”。而本文所着重揭示的阳明学者“武”的方面，也再次说明：阳明学乃至整个儒学不仅是一个学术思想的传统，而是有着多样和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不断挖掘，使之成为当代建设的一项资源。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12日 11版）